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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首个中华慈善日’”慈善伦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6-10-17 11:05 点击:
  9月5日,“纪念首个‘中华慈善日’暨慈善文化建设中的道德与法律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该学术活动由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师范大学慈善与志愿者服务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并被列入上海市社联2016年度社科热点“一月一会”项目。参加会议的的近20位专家学者和慈善公益组织领导者来自上海、南京、湖南等地。研讨会由上海师范大学慈善与志愿者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主持。
  一、慈善伦理引领当代中国慈善文化建设
  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指出,财富观、消费观等是慈善文化建设中的前提性问题。通过对前提性问题的追问,可以看到我国慈善文化建设中的道德问题主要有:在构建慈善伦理价值观时,要探究如何超越亲缘关系而惠及陌生人;如何超越慈善只是为了面子或更大的名声和功利等自我目的,在评价标准上淡化捐赠的钱额的多少,减少以多少划等级进行表彰之类的活动;如何超越单纯的政府的慈善与期望富豪的慈善,使慈善事业成为广大民众的伦理道德行为。
  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指出,厘清慈善与功利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慈善不能回避的问题。比如,有一定功利性动机的慈善该不该鼓励?假如鼓励,那么,企业在功利驱动下的慈善,会否堕落为“高级广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营利法人要实现增值,难以拒绝商业活动。许多情况下,将商业活动中的收益用于公益,而非用于慈善组织内部成员的分配,社会有关方面不会提出异议。但是,由于市场活动中的逐利性,慈善组织的许多商业收益经过变通,进入个人腰包,滋生慈善的腐败,这就偏离了慈善应有的轨道。当然,也要看到,在对待慈善与功利的问题上,企业及其企业家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不同的境界是正常的。其关键,是要引导企业及其企业家在坚持义利统一的基础上走向高尚,更好地反映慈善的本真。在理解利益的内涵时,不仅仅要理解为满足物质生活的利益,也要理解为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利益,这样,才能以高尚的境界理解慈善。
  上海大学陶倩教授认为,慈善文化建设中的最突出的道德问题就是“想慈善”的问题。对此,可以加强以公共关怀为目的的情感教育,通过保护人们心中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为慈善行为埋下种子。当然,现代慈善不是一般的个体道德行为,要从个人美德向公共精神、公共责任转向,重点要培育作为现代慈善文化内核的公共精神。具体来看,要以公共规则意识作为培育公共价值理念的起点,要以公共道德观念作为培育公共价值理念的核心。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姚俭建教授认为,《慈善法》实施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人们实际拥有的慈善财产观念有关。财产观念是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不同文化文化背景下的个人对个人财产有不同的态度与处置方式。中西方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个人财产观的迥异。在财产观上,中国文化终究没有缔结出一种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太弱有关,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文化习性缺乏真正的超功利信仰有关。人们的财产观对慈善意识也有重要影响。中国人不公开的、封闭式的财产观,强化了中国人“藏富”、“不露富”的习惯,强烈的家族意识和“惜财”意识,使许多有钱的中国人舍不得进行慈善捐赠。
  华东师范大学佘玉花教授认为,在慈善文化建设中公益组织的诚信生态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公益组织本是扶危救难、充满道德正能量的社会团体,诚信是公益组织道德性的内在要素。然而不争的是,近些年公益组织的诚信道德不断遭到质疑,公益组织面临着诚信危机的严峻挑战。令人不解的是,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何以背离办会的宗旨呢?这不仅与公益组织的活动特点有密切联系,还与公益活动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因此,公益组织的诚信问题具有系统性,呈现出内外多重维度的特点。进而,公益组织诚信生态的伦理修复必须是全维度的,不限于道德手段。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刘妍博士认为,推进慈善文化建设,必须用共享发展理念加以引导。因为慈善作为第三种分配方式,与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上海理工大学陈东利博士认为,慈善是现代人的完整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意识的本质特征最终应落脚于现代人的人格完善。
  二、法律规范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姚俭建教授认为,鉴于慈善财产观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慈善法》实施中存在着现实困境,即目前中国慈善制度之所以陷入困局,核心问题在于慈善机构的官方色彩。为了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虽然成立了一些非营利性慈善机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慈善机构都带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多由政府部门指派,其工作作风、态度、意识难以脱离“二政府”的氛围,普遍存在人浮于事、捐款使用效率不高等情况。
  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指出,由于慈善中常有偏离应有轨道的行为,这些就要求进一步加强法律建设,围绕《慈善法》建立完整的相关配套法律,以更好地规范慈善活动,为慈善行为确立“底线”。但法律是相对抽象的条文,是需要通过人来执行的,这样就必然提出价值观上伦理引导的问题。
  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指出,在加强我国慈善文化建设中,必须在制度上限制不义之财的获得,明晰财富获得上的合法性;必须强化法治意识,通过各种税收的规定、消解两极分化的制度设计,进一步细化《慈善法》。
  南京师范大学姜晶花副教授认为,《慈善法》适用于自然法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慈善活动以及与慈善有关的活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关键主体,亦是开展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组织。但是,与法律(如《公司法》)明确规定的企业部分社会责任相比较,企业的慈善责任则没有法律等成文法的硬性要求。这就可能导致企业对于慈善责任有了选择性地履行。这应当是要规避的。
  三、多角度研究慈善伦理与慈善文化
  吉首大学周忠华博士认为,少数民族族内传统慈善伦理对于推进现代慈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他以土家族为例,阐述了土家族那种以良心为本体、以宗法为支撑、以邀会为载体的族内传统慈善,认为在推进现代慈善文化建设中,可以用良心本体重构现代慈善理念,用法律规约强化现代慈善支持,用社会团体落实慈善组织功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光霞副教授认为,宗教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也起重要的作用。但在发挥宗教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是在法治框架之内,结合《慈善法》的基本规定,挖掘宗教与现代慈善事业的结合点,划定新时期宗教慈善的取舍及重点范围。所以,宗教慈善只有消除为宗教服务的功利目的,依法守规,才能真正脱敏,从而真正融入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流。
  上海“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杨德广先生和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庄爱龄女生作为慈善事业的积极践行者,他们以亲身经历例举了我国慈善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如慈善志愿者捐助无门的问题,受捐者质疑的问题,小组织、小团队自身发展能力建设的问题,公益行业培训的问题,慈善基金阳光运行的问题,等等。(周忠华撰稿)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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