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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晨虹: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实力重建

时间:2014-04-03 13:26 点击: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现了中国文化强国的战略思路,标志着国家层面对思想道德等文化实力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决定》提出了“三个关系”,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这其中就包含了道德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道德理论应当关注社会,问诊社会问题,在重建国家、社会的道德实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现实道德问题点击
  改革开放若干年来,社会思想文化进一步自觉,公民素质有所提高,城市文明、低碳理念、志愿服务行动、民间互助现象令人赞许,道德楷模不断涌现,从不同方面表明社会文明建设成就显然。但也要看到,许多领域中存在的假冒伪劣、欺诈、腐败现象,也在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市场秩序以及社会发展,同样影响市场和社会发展的,还有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现象和社会观念问题。人们感叹,经济上去了,道德失落了。在假冒伪劣和欺诈无信的背后,本质上是一定程度的道德危机和道德价值观的迷失,是道德文化和社会道德氛围营造不力,相关制度建设不到位的问题。

  点击一:社会道德底线频频失守。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对中国社会目前诚信道德问题做了一种“滑坡”诠释。相关调研表明,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感到“没有安全感”。食品安全引发集体担忧,质量安全底线失守,道德底线失守,食品安全的“天”屡屡被“捅破”,人们感叹,连关系人身健康甚至性命的食品、药品都敢去假冒伪劣,可见这些人的良知缺弱到了何等地步!也意味着社会道德底线在某些领域已被击穿!与此同时,“掺沙大米”、“隔年月饼”、“被卖肾”、“学术不轨”、“潜规则”、“恶名是名”、“反猫眼”、“易容面具”、“官员腐败”、“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人性冷漠”……各种热词不断刺激人们的眼球和良知,也表明无德行为和缺德事件在社会许多领域已频繁出现。建设速度高但质量很差:楼房建成未封顶就因质量问题而遭遇拆令,高速公路竣工80天即全面返工。还有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心态更引人担忧:科技与才智被一些人用来非法牟利,一些地方和人群中,利益链条背景下集体造假,规模作案;许多人面对道德失范现象见怪不怪,视为常态;许多人做无德缺德事时脸不红心不跳,堂而皇之造假;许多人不再有心理障碍,不再有良心自责,只要能赚钱,只要能成名得利,一切皆无不可!

  当质量信用、责任、良知等社会道德底线频频失守,个体“缺德”现象蔓延为社会常态,当“逐利”成了一些人的价值取向,这个社会一定发“病”!客观地说,这种社会信任危机现象,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秩序缺陷有关,和许多无良逐利者有关,当然也和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力有关,和一些管理者的腐败和无能有关,也和市场社会唯利是图氛围及其文化有关。

  点击二:低信任度的社会现象。目前,“信任危机”在我们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假烟酒、毒牛奶、地沟油、美容米、假证、假票、假药、假新闻、劣质水泥钢材和假工程,时处可见。人们在问:我们究竟还敢信什么?!假话不信,真话也不信。社会信任不再,质疑成心态惯性。在质疑心态影响下,人人之间,企业之间,百姓与某些政府部门之间,都充满了不信任,人们陷入彼此需要防备、甚至产生敌意的怪圈之中。政府公信力也面临挑战,表现为每每“事”起,公众会质疑政府的应对方式和诚意,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民众舆论“一边倒”,个别地区的事件还出现了管治危机,而对腐败和渎职现象的痛恨,又加重了民众对某些公共部门或资源部门的“不信”权重。社会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党群之间、警民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如果缺乏相互信任和合作,社会矛盾冲突就会频发。社会处于“低度信任”结构中,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政府公信力丧失后带来的不仅是公众的“不信”,还有离心离德,以及社会敌视心态和坏事归因的逻辑。

  几乎所有相关社会科学都认定,信任是社会关系及其运转和谐有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党群之间、警民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就不会有相互信任和合作,社会矛盾冲突就会频发,社会处于“低度信任”结构中,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问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可见在中国智慧中,“信”在国家治理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信任危机”又多么可怕!

  点击三:道德淡漠现象的存在。许多人规则意识淡漠,知而不行,禁而不止,随意违规,大大增加了社会秩序的治理成本,有些时候或某些领域甚至出现“法不治众”的无奈结果;一些人社会责任感不够到位,缺乏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担当;一些人缺乏他人意识和公德意识,一事当前以自我为中心,甚至缺乏基本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对公共生活规则的遵守,“以人为本”在他们意识中落实为“以我为本”;一些人在呼吁增强公民“权利”意识的同时,往往忘记强调每一个自我的“责任”意识[1];一些“亲们”为争利反目为仇,一些人对救助自己的人反诬而不知感恩。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方面是无良商人和一些人的道德冷漠,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有德之人在痛心之余,为这种社会不德现象和缺德之人积极进行“道德救赎”;这些有良知的人永远是中国社会的“脊梁”,他们的道德行为也给我们社会提供了积极的力量和信心!

  二、社会道德问题成因分析

  一是市场经济本身发展还有需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地方。道德缺失不能简单归结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经济活动中客观、自发的规律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往往处在一种自在、盲目、无序的状态,需要道德、法律等理性规则加以调控规导。社会道德理性和法律共同作用,通过对市场的引导调控,可以修正市场的自发功能性缺陷和紊乱。道德等“看得见的手”,一方面支持经济规律本身带来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注重对经济活动进行合乎人类理想的价值引导和调控,为人们提供一种表现人性与尊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道德合理的经济发展秩序。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由粗放经济向集约或精细经济转型,道德缺失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因素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过来的,规则秩序也是一步步建立起来,并有进一步完善的发展需要;另外,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在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的追求引导下,对社会责任和对消费者的责任规导不力,在张扬个性和个人利益时,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强调不够,在强调权利的时候,对义务和责任强调不够,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出现了种种为达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现象。

  二是制度机制和管理层面的成因。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道德取向时,不道德现象就会普遍出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一个社会让老实人、道德人、奉献者吃亏,久之社会风气一定不好。另外,做缺德事得不到社会的抑恶责罚,久之就会助长缺德的氛围。以诚信为例,利益追求主体在进行“失信”还是“守信”的道德选择中,如果计算出守信成本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就会选择失信。如果社会加大对失信行为的约束性惩罚,使道德缺失者在失信、守信“博弈”中深切体会缺德失信带来的风险和过高成本,就会规导他们放弃选择失信。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强制性的制度和规矩“教育”失信者“学会”选择诚信道德。除了制度安排问题,社会管理资源优化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食品安全管理中,就存在着多头管理的机制障碍。此外,管理机制规模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诚信道德监管往往成本过大,执行力相对而言总显不足,从食品安全到交通以及公共文明领域,都存在管理成本太大而管不过来的问题。当然,疏于管理的问题,不作为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明显存在。

  三是传统道德资源存在一定的内在局限。传统儒家文化把社会道德寄于“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道德往往带有某种超功利性质要求,人格取向和意志自律是其主要依据力量。相对来说,西方许多国家的道德信用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法规、制度及社会管理基础上的,因为西方传统文化较多强调“人性恶”,注重诉诸法规强制管制的力量。如诚信道德,西方守信的概念起源于现实中的契约利益制约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诚信规范要求人们有“慎独”的自律精神,而西方传统文化中,信用的品质更多受制于他律的利益制约和上帝的外在制裁力量。可见,我们今天对人们的普遍道德期待,一方面可以建立在品质自律内在引导上,但同时一定要建立在社会制度和机制的刚性约束上。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创新,应该既着眼于对道德理念内在引导的挖掘,又要致力于道德的外在制度机制安排和他律强制性规则的建设[2]。

  四是目前社会现实中多元价值文化的交错影响。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会自发助长商业文化生长。自发的商业文化又往往易导向消费主义、奢华主义、享乐主义生长,导向金钱关系和利己主义。如果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还留有一定市场,如果社会文化价值导向不明确,荣辱不分,人们的观念心态就会出现道德淡漠甚至缺德的行为取向。社会文化建设一定要有导向,要有分寸把握。如,要消费但不能走向消费主义和奢华主义,与消费同行的还应有创造和节俭,消费也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分寸把握;要娱乐但不能娱乐至死;要物质但不能走向物欲主义;要经济建设但更要有社会精神文化与社会和谐的建设!

  三、如何重建社会道德实力

  重建中国道德实力,打造社会道德环境,需要全社会上下共同努力。

  首先,要进一步加大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弘扬的力度。要使每一个社会主体充分认识道德缺失对己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要宣传道德理念,强化道德意识,各行各业都应该以讲信誉作为突破口,加强道德软实力建设。转型期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新旧道德的交锋,中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道德价值标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趋势,导致社会现实中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气息同时弥漫。社会现实中的多元价值氛围,会深深影响社会的主流道德教育。在“利己主义”和“唯金钱论”的社会语境下,谈论道德素质、道德力量,往往就会显得苍白。青少年在接受学校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不同价值观的消解,有些教育工作者因此喻说:“5+2=0”。消极的文化价值观如不加以自觉文化引导和建设,就会极大消解和影响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氛围的建设。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社会对各行各业的公共监管,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实力,不仅要靠教育和宣传引导,还要靠法律和制度的规导。仅靠道德本身力量,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道德缺失问题的发生。比如对食品、药品这样一些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产业,社会应建立并实行重点监管、严格责罚的制度,零度容忍,零风险管制。对造假欺诈腐败等失德者不仅应给予“直接责罚”,还应让其承担“间接责罚”,可通过建立社会主体的道德资质评估机制,做道德品质状况的“黑白名单”记录,使有德者因道德享受回报,而道德失信“记录”由于放大了责罚范围和时间,加大了缺德成本和风险,使无德者对“间接责罚”后果“望而生畏”而放弃违规和不道德的选择!道德资质记录还能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有了道德资质评估机制,人们对市场各方资信情况能够清楚了解,也会减少人们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失信和欺诈的可能。另外,还要加强技术监管,运用技术手段加强管理,使产品质量信息健全公开,利于大众监督。四川首个食品安全电子监管查询系统的开通,就对提高消费者的质量检测能力,构筑大众的监管防线发挥了很大作用。事实上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和能力,会逼迫企业生产者关注自己的产品安全和质量,形成部门监管、法律惩戒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当然,成熟的市场主体应有更理性更长远的发展思路和品牌目标意识,要有一套自己的产品监管机制和道德风险防范机制,才能够真正做大做强做久!

  再次,要关注并反思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现状和价值导向,积极进行社会道德文化的软实力建设。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多元价值观氛围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观念和思潮,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中产生着种种消极作用。物质主义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陷入对物质财富的攫取和崇拜中,在沉迷于物质享乐的同时,失落了人的精神家园。在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引导下,人们远离了人所应有的精神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人格尊严都遗忘在物欲和享乐的追逐之中。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3](P370);利己主义的谬误在于,在人性理论上否认人的社会性本质,认为“趋利避苦”、利己自保是人的自然本能,它以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主张个人本位,个人利益至上,他人被当作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这种理论和观念必然导向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一己私利。一个流行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必会导致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体追求个人利益,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指标,一切向“钱”看齐,甚至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在一个逐利取向的社会,道德一定缺失和滑坡,而一个只讲自我利益不讲对他人和国家责任和奉献的社会,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所以,要想增强社会道德实力,让人们身体“流淌更多的道德血液”,就必须在文化层面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理论和价值观进行社会性反思批判,切实关注并加强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4]。

  总之,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既有硬实力的增强,也有软实力的增强。但有人说:中国目前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道德文化和精神文明显出短板。面对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力量中的比重日益增加的国际发展局面,我们一定要形成与中国发展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而道德实力就是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基础部分。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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