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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道德资本”概念质疑

时间:2015-01-08 12:57 点击:
  近年来有人主张道德为资本,并提出了“道德资本”概念。“道德资本”概念提出者的本意也许是反对经济活动中的巧取豪夺、欺诈诓骗,主张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以合道德的方式、手段追求企业利润。这种本意当然不失合理。如果这只是经济活动第一线实务工作者所提出的一个朴素口号,亦可理解。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命题,“道德资本”概念本身却有诸多理论讹误。这些讹误是道德理论基本常识层面的,应当澄清。
  其一,“道德资本”中的“道德”、“资本”概念应如何理解或规定?就“道德”概念言,如果能够承认在当代多元社会中的道德价值具有多元性或多样性,那么,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任何一种“道德”(或道德价值)都能为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活动带来经济价值,成为经济活动中的“资本”?结论显然是否定性的。禁欲主义、回归自然简单生活的自然主义等道德价值,即是明证。在总体上说,“道德资本”中的“道德”,甚至也不是通常人们理解“道德”概念时所首先联想到的利他、自我牺牲意义上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利他、自我牺牲意义上的,则就如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曾合理揭示的那样,市场经济活动本身无法进行。此处的“道德”,在总体上只能被理解为是经济活动中的诚信守法、生产营销管理活动中的人本取向、公关中的公益活动,等等,且服从并服务于经济活动中对于利润最大化的价值目的。借用康德的说法,此“道德”至多只是“合乎律令”的德行,而非“本乎律令”的德性。
  同样,此处的“资本”概念也不可泛论。它既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也不是严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此处的“资本”概念,只能在能够带来利益的一般手段、工具意义上而言。之所以说此“资本”概念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是因为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是可以度量、薄记的。至于此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更是有天壤之别。马克思透过“资本”范畴看到的是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生产关系,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军火商喜欢社会动荡、遍布战争硝烟,制药商乐见流行病,棺材铺老板希望多死人。资本的这种逐利本性恐怕是无人能够否定的。①在马克思的意义上,“道德”与“资本”的联姻不可想象。马克思的立场至少告诫我们:不要轻率妄言“道德资本”。
  其二,如果居于工具理性的立场理解问题,那么,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工具、手段对待,都可以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资本或手段。自然资源、知识能力、金钱权力、年龄肤色、美貌姿色,等等概莫能外。按此工具理性理解逻辑,道德也不例外,自然可以作为“资本”存在。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道德在根本上是否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被把握?在根本上,道德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关切,还只是手段性存在?这点不能含糊。事实上,此问题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已是一种常识。②事实上,自古以来,东西方思想史上,从来就没有绝对否定道德的工具性价值,焦点只在于道德的终极性价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目的性善与工具性善的问题,提出了自身仅仅作为目的性存在的善的问题,并给出了明确回答。后世的争论,大抵是于此基础上的展开。康德当年宣扬“人是目的”,所批判与否定的正是“人是手段”的价值立场。康德坚持“人是目的”的启蒙立场,这并不妨碍他认为人的自由须通过人自身的创造活动实现,并不妨碍他承认在具体实践中人的手段性存在特质。不过,在康德那里,人的这种手段性存在特质,以人是世界的绝对价值目的为奠基,是作为终极目的性存在的人的自我规定。这里存在着的,首先是存在本体论、终极价值,是终极价值目的性的规定性。因而,“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以及其中的“目的”与“手段”,不是同一逻辑层次或价值层次的关系。这就不难理解,尽管康德并不否认在具体现实中人的手段性特质,但是,他的三条道德律令中只有“人是目的”,而没有所谓“人是手段”。
  讲“道德”不能不讲动机。尽管我们可以对康德的善良动机、为义务而义务思想提出许多批评,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康德强调道德动机、强调崇高责任精神与义务担当本身的合理性。道德的崇高在于道德行为者的动机与精神,道德动机是道德善恶评价中的决定性因素。将道德仅仅视为手段性存在,无疑是否定了善良动机的必要性。没有善良动机的道德,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日常生活道德评价层面,均无法想像。
  在理解“道德”时,首先必须把握其终极价值关切、终极目的性、人性、人的本质这一类超越性根本内容。否则,就会失却其灵魂与精髓。在一个原本已是物欲横流,没有人道、只有物道的社会,在毒奶粉、地沟油等冲决一切底线、登堂入室的社会,在一个奸商恶棍玩道德于股掌之中、常常以慈善家面貌为虎皮施展各种卑鄙无耻手段获得不义巨财的社会,在一个事实上唯利是举、效率至上的社会,一切绝对、终极、超越性东西都已在贪婪下化为乌有,人已沦为物的工具,此时,再鼓吹将道德变为资本与手段,只会使社会愈益沉沦于迷惘与疯狂之中。没有了绝对,没有了终极性价值,没有了对道德价值的敬畏,世俗中还会剩下什么?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道德现象,人们之所以渴望道德,根本缘由之一就在于希冀摆脱物的无所不在的宰制性,追求超越,回归人性,过灵魂有所寄守的人的生活。如果不是立足于绝对价值目的性的价值理性立场,而是立足于道德工具主义的工具理性立场,把握与理解“道德”,这不仅背离了“道德”的原本本体性、超越性规定,而且会使社会已经溃塌的道德根基进一步崩溃。
  其三,“道德资本”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还是一种规范性价值要求?如果是对某些客观现象或事实的一种描述,则这种描述是或然的,不具有必然性。因为,至少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反复告诫人们,有德的人们有时往往很不幸。因而,这种或然性描述意义上的“道德资本”不能作为一种普遍命题成立,不具有规范性。如果“道德资本”是规范性价值要求,则如前述,这种规范性价值要求是工具性的,它将“道德”视为一种纯粹手段,因而,它亦是或然性的,不具有客观必然性,不能成为普遍命题,此“道德”不能成为普遍价值精神。这种工具性的规范价值,所指向的是“利”,以“利”度之,有利取之,无利弃之;在“利”之下,甚至“道德”本身也有可能被弃若撇履。
  从作为“资本”的“道德”出发,不能得出视“道德”为资本的行为者的行为必定是善的结论。换言之,在这种工具性的规范价值立场上,如果道德的(甚至正当合法的)经济活动不能带来经济利益,则会取不道德(甚至不正当)的活动方式。在此意义上,“道德资本”命题如果要能够成立,就必须进一步加以限制,设定前提:制度安排的正义性。即,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人们只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并得到本应得的那份利益。不过,如果这样,则此命题就将原本是主体自身内在善良价值精神问题,转换为外在的客观社会结构、宏观制度背景正义问题。这样,此命题如果有意义,也就应当是在制度伦理的角度,作为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实存价值引导,即如康德所说的“配享”幸福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样,就不仅仅是弱化了企业家们的道德责任要求——这就如罗尔斯在正义优先于美德思想中所包含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道德资本”命题关注的核心应当是:经济活动中作为背景性存在的宏观制度正义,以及在正义制度中的合法经济活动问题。
  其四,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道德资本”命题也许有某种存在的理由。事实上,西方制度经济学将道德因素明确引入经济活动,也正是在经济管理(或经济活动的治理)意义上。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重视道德因素,有意识地通过利益诱导的方式进行价值引导,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体制、运行机制的安排,使社会成员只有通过德行(道德的、正当的方式)才能获得自身的正当利益,进而培育起健康的社会风尚与社会精神,并在此基础之上提高社会活动效率。③康德曾表达过一个思想:道德不是关于如何获得幸福的学问,而是关于如何配享幸福的学问。康德这一思想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正义的制度安排,使人们通过道德的方式能够获得幸福。而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德行有用”思想所包含的真实内容。不过,这种社会治理意义上所重视的“道德”,是制度自身的道德价值内容,是制度安排中所渗透的道德价值精神。这种制度的价值精神不是以“道德”的样式呈现,而是以“正义”的方式存在。在此意义上,社会治理中的这种对道德因素的重视,更多的是制度正义,以及制度正义中的善,而不是所谓“道德资本”。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中国,经过30年事实上效率至上的价值实践,事实上已经是一切在物质财富面前均已手段化、工具化,已经是终极价值失落,全社会处于灵魂无所安顿的空前迷惘困顿境况。④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所亟需的,是迅速摆脱工具化、手段化价值精神在全社会的绝对支配性地位状况,迅速在全社会确立起具有超越性、终极关切的价值精神的支配性地位。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目的不能悬置。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目的究竟是何?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还是为了GDP与物质财富增长?对人民的权利、尊严、幸福生活,是否应当有起码的敬畏心?对公平正义、仁爱价值精神,是否应当有基本的敬畏精神?这些是我们在思考当今中国社会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社会、经济等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反省既有实践,反思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的性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且这个道德只能是人本的,不能是物本的。
  理论研究不能停留于现象,不能满足于附会,而应当是彻底、清晰、有时代精神担当的。从理论上澄清“道德资本”概念,明晰道德不能作为资本,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道德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优美道德价值精神、清明社会风尚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引领与促进作用。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社会风尚、自律的道德价值精神,本身就可以给社会带来难以想像的效率。这种理论澄清,只不过是反对道德工具主义的庸俗化立场与理解。如果道德也能待价而沽,则人类就堕落得无可救药。道德须有世俗化实践,但却不能庸俗化。
  
  注释:
  ①此种情形人们并不陌生。2012年四川什邡出现群体性事件、警察用强力手段恢复秩序,资本市场对此的反应是生产辣椒水催泪弹上市公司的股价应声涨停。
  ②这种理论化了的常识,只不过是人类世世代代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终极性价值等超越性内容的自觉理论表达。
  ③对此问题,笔者曾在《道德生活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制度公正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存在与自由:伦理学引论》(南京师范大学,2004)、《制度伦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等书中,从不同角度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
  ④这样说丝毫不否认我们这个社会近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进步与空前成就。这样说只是在承认这种进步与成就的基础上,严肃反思历史,探索进一步文明发展的光明大道。
  
  该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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