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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东:跨世纪 一种道德思考

时间:2016-06-08 16:48 点击:
  伴随着日益临近的21世纪的脚步声,跨世纪的问题愈来愈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话题,人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人类和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命运。跨世纪的政治思考,跨世纪的经济思考,跨世纪的文化思考,跨世纪的环境思考,跨世纪的军事思考,跨世纪的人口思考,跨世纪的粮食思考……所有这些论题,构成了人们对新世纪的憧憬与忧虑交错在一起的复杂心态。跨世纪的道德思考,总体上表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只不过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展望新世纪的发展趋势。
 
  趋势之一:21世纪的中国,既是一个经济强国,也是一个道德强国
 
  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年是一个多少被弄混淆了的问题,急需做一些澄清工作。所谓“跨世纪的道德思考”,在当前,首要的就是要作这样的思考。
 
  究竟有没有脱离道德而单独存在、单独发展的经济发展目标?一些人认为是有的,经济就是经济,道德就是道德,经济可以和道德相融合,也可以和道德相背离,甚至还必须与道德相背离、相排斥。这是“道德无用论”、“道德代价论”、“腐败不可避免论”诸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从表面现象看,发展经济需要的只是资金、市场、劳动力以及机器、厂房、原材料等具体的人力、物力,不涉及价值观、人生观、善恶观这些抽象的术语。但深究下去,人力、物力发生作用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而所谓社会现象,主要就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要产生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交往,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有人力、物力的组合,才有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道德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经济活动中。道德不是什么天生的观念,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启渝,道德不过是调节诸种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而首先又是调节经济关系的规范体系。道德是无所不在的,这是一方面;但世界上也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道德,只存在寄寓于各种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这是另一方面。因此,从严谨的理论上说,任何社会关系、社会活动,都伴随有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而任何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也一定依附于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也决不例外。
 
  道德要依附于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这一观点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同;但为什么经济活动一定要伴随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人们常常对这个观点产生疑问。是否可以从两方面来对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关于经济的正常发展问题,一方面是关于经济的发展目的问题。
 
  首先谈谈经济的正常发展问题。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社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主要靠两大类规范,一类是法律规范,一类就是道德规范。法律和道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们通过主动性的调节或被动性的防范,来维系正常的社会关系,避免人们因各行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致引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由此可见一斑。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有更直接的联系。生产、交换、分配,每一个经济环节,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道德行为,可以进行价值分析,可以进行善恶判断。用什么手段去生产,用什么方式去交换,用什么标准去分配,都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善恶观在其中。从人类的道德发生发展史来看,道德的产生和发展,也首先是基于为人类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得以正常进行服务的。物质性的社会关系,主要的又是经济的社会关系,是人类道德关系最深厚的源泉。
 
  其次谈谈经济的发展目的问题。
 
  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人类不是为经济而经济、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的发展,生产的进步,只不过是人类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归根到底,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因此,任何经济、任何生产,都有其既定的价值目标,而道德,就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总而言之,道德与经济不是两张皮而是一张皮,二者合,则皆兴盛,二者分,则皆衰败,这已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史所证明。对这样的结论,今天的中华民族有切肤的认同感。因此,21世纪的中国,肯定不会是只有一副经济面孔的怪物,而必定会是一个人格健全发展的壮汉;21世纪的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而且会成为一个道德强国。在中国跨世纪的蓝图中,健全的道德已经占有显著的位置。
 
  趋势之二:21世纪的中国,集体主义仍将成为社会的道德基本原则
 
  跨世纪的道德思考,不能不思考道德基本原则问题。
 
  对道德基本原则的选择和认同,是构建道德体系、进行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因为道德基本原则决定着与之相应的道德体系的基本性质,也决定着道德建设的总价值目标。
 
  道德的基本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道德的基本使命,是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因此,古往今来,形色多样的道德体系中的道德基本原则,基本倾向只有两种:或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或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只能是一种基本的利益倾向,因为所谓个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别是阶级属性的内涵。)但是,在近代以前的种种道德体系中,道德基本原则的利益倾向常常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缺乏完整的理论论证的,真正自觉的、有严整理论体系的道德基本原则,出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资产阶级的道德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无产阶级的道德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两者在利益倾向上和理论形态上,都是相当自觉和完备的。
 
  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始终遵循的是集体主义的道德基本原则,集体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40余年来,集体主义道德对新中国的道德进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应得到充分的肯定。这些年来,一些观点对集体主义道德颇有微词,甚至把过去和当今中国的道德问题,统统推到集体主义身上,集体主义几乎成了“万恶之源”。这样的评判是不公平的。别的方面且不说,仅仅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造成的国民道德素质状况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道德表面上看是儒家的“整体主义”,但深究其实质,这种儒家整体主义,不但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的,而且由于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因此根本不可能真正成为全社会共通的道德基本原则,广大民众实际具有的最普遍的道德品格,主要是小农式的自私自利的道德品格,也就是当年马克思所形容的法国国民“马铃薯式”的品格:装在封建专制的麻袋中是“整体主义”,而一旦分开来看,则是一个一个相互分离的土豆。新中国所遵循的集体主义与旧中国整体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集体主义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全社会的道德基础,取代了过去作为社会共同的道德物质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一己私利,从而使每个国民不再是装在麻袋中的马铃薯,而是有着共同生命体的细胞分子。这一变化对中国的道德发展是革命性的。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公正地评判集体主义的历史功绩。
 
  我们说新中国由于选择了集体主义而使中国的道德为之洗心革面,并不是否认前些年集体主义在实施过程中曾出现过不足乃至失误乃至弊端。对集体主义道德在实施过程中的负面结果,应当正视,应当纠偏。集体主义在运作过程中曾出现过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在某些时期、某些情况下,没有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好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也就是没有统筹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使三种利益“相得益彰”,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确实出现过以虚假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侵害个人正当利益的现象。当前“修正”和完善集体主义道德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着重强调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对集体主义道德的总的态度应当是:一要坚持,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二要完善,直面以往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唯有如此,方能使集体主义道德焕发出新的活力,适应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道德需要。
 
  新世纪的中国对集体主义道德的呼唤,有着深刻的经济大背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市场经济相嫁接的道德原则只能是个人主义。这种观点其实也已过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与个人主义相嫁接的,但这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自由放任,即完全排除政府干预。但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即国家宏观干预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与此相适应,道德个人主义在西方世纪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抨击。事实上,30年代自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提出“新个人主义”概念以来,西方世纪对个人主义的这种变相否定,就是对这种“新个人主义”不断更新,而所谓新处,不在别的,就在加进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他人利益的内容,是在向集体主义“学习”。有人说历史已经证明个人主义战胜了集体主义,这种说法,至少从西方个人主义的演变史来看是缺乏有力证据的,我们看到的,倒是社会整体利益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成了人们谈论跨世纪问题时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个时髦而又严肃的话题。
 
  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特点,叫作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充实的内涵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无论从哪一处着眼,都内含着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因此,21世纪的中国,集体主义甚至超出了道德基本原则的范畴,成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集体主义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道德基本原则,当然是大势所趋的。
 
  人们日益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潮流,我们不能逆这个潮流而动。
 
  趋势之三:21世纪的中国,基础道德文明的建设将受到空前的重视
 
  道德有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人生观、价值观等,强调把集体主义作为21世纪中国的道德基本原则,着重点是在其意识形态的一面。然而道德还有基础文明的一面,这一面相对来说远离意识形态,是社会共同文明的基本方面,如社会公共道德、职业道德等等。即便是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人生信仰的人,也必须遵守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规范。对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重视,将是21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道德建设是要讲层次的,因为道德教化是讲层次的,社会成员接受道德规范总是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的。基础层的道德,首要的就是社会公德,懂礼貌、讲谦让、守秩序,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不随地吐啖,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闯红灯,扶老携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为人之道,最起码的公民素质。一个连这些起码的行为规范都不能遵守的人,又怎么会具有高尚的集体主义道德觉悟呢?同样,敬业勤业,干一行爱一行,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推己及人,由人及己这些普通的职业道德准则,难道不是高尚的集体主义道德的基石吗?一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人,比如雷锋,难道不是先从这些具体的道德准则做起的吗?
 
  这些年我们多少忽略了这些基础道德文明的教育和建设工作,以至于许多年纪轻一点的人,竟然不知道怎样妥善处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学校甚至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对小学生教“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中学生教“做社会主义的好公民”,对大学生教“遵守公共秩序”,对研究生则教“搞好宿舍卫生”。这句顺口溜所概括的学校道德教育状况未免夸大变形了,但也多少反映了一点学校道德教育“倒挂”的现实,即对学生的施教往往不是由低向高前进的,而是由高向低后退的。由于违反了教育规律,错过了教育时机,教育效果事倍功半,甚至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和对恃情绪,也就不足为怪了。
 
  21世纪将是一个人际交往更加紧密, 也更加职业化的世纪, 这是21世纪的一个大趋势。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真正把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从而使得中国公民之间的交往也将发生难以想像的变化。经济竞争的加剧,职业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愈加使职业生涯成为人一生的主要生命和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新世纪中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的纽带,通过愈加精细化的职业岗位的纽带,来学习并践履怎样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界相处。如果没有起码的社会公德的素养,没有起码的职业道德的素养,人们将无法在社会中健全地生活,社会也无法在演变中健全地发展。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工程。鉴于此,21世纪的中国空前重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决不仅仅是为了补前些年欠下的债,更是为了更高起点的发展。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潮流,一个名副其实的21世纪道德发展的大趋势。
 
  趋势之四:21世纪的中国,将更加明智地对待中国传统道德和外来道德
 
  中国自近代百余年来,无论是在对待自己的传统还是在对待外来的文明的问题上,都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
 
  21世纪的中国,随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振兴和成熟,必将更加理智地去对待自己的和别人的东西。
 
  首先,人们将愈加看重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的内在联系。
 
  全盘西化与全盘复古,是自近代以来始终困扰国人的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偏颇思潮。“文革”期间,又冒出一股“左”的思潮,打着马克思主义和反封建的旗号,从“左”的方向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道德。这些来自右的和“左”的思潮,使我们民族在传统道德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未能真正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没有真正摸透中国发展的文化命脉。
 
  没有自己文化的根基,妄自菲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中国将无从辨识舶来品中的好东西与坏东西,更谈不上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抵制外来文化的糟粕。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形式作为传播载体,也不能收到为广大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效果,难以在华夏大地扎根。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固守自己的旧文化,妄自尊大,抱残守缺,中国也将无法从别人的先进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发展的助力,最终也守不住自己的旧文化,而只能在世界发展的洪流面前日渐落伍、日渐沉沦。中国的近现代史证明了许多真理,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真理是,在列强纷争、群雄四起的时代,靠中国固有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文化,中华民族是无力与诸强争雄的。要么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以寻求跻身世界列强的途径——然而历史证明此路不通;要么“走俄国人的路”,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装,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权控制——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能够有今天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靠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不是靠孔孟之道或资本主义文化。
 
  对待中国传统道德(其实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是这样复杂,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即必须仰赖先进的文明思想体系,又不能割断了自己原有文化的根系。这是一个多么难以驾驭的复杂的文化碰撞的局面。然而,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大碰撞过程中,中华民族在文化问题上才谈得上真正成熟起来,并真正找准自己思想道德发展的战略思路,以致找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的战略思路。21世纪的中华民族,在遭受了自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之后,必定会成为一个在文化发展上足够成熟的民族。
 
  其次,人们也将愈加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反观并调整中国自身的道德建设战略。
 
  如果说中国自本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从科技、管理、经济到政治、文化、道德方面,往往有点“饥不择食”式地以西方人为师的话,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将对西方的东西持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挑剔的眼光。特别是在道德建设上,世界的大趋势,与其说是东方向西方学习、中国向美国取经,毋宁说是西方向东方学习、美国向中国取经。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选择的纵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到现在,已经证明其在道德上正走入一条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当今西方世界的东方传统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热,真正的大背景,正是西方人自己对治疗其道德痼疾丧失了信心,从而试图乞灵于东方的神奇文化。
 
  中国在21世纪要实现腾飞,要达到强国富民的既定目标,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杜绝重蹈西方道德死胡同的任何可能性。否则,就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在道德上的幻灭,而且是民族振兴机会的最后一次丧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越来越认同了这样的结论。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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