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交流园地 > 学界交流 >

万俊人:最高明的政治不是消灭敌人,而是消除敌人

时间:2016-06-27 10:29 点击:
  战争、政治暴力和敌人的“三位一体”
  
  在诸多人类事务或人类问题中,大概没有什么能比诸种纷繁复杂的人类关系及其料理更为麻烦因之也更让人类自身难分难解的了。就人类关系本身及其料理而言,政治关系及其料理大概又是所有人类关系中最为严肃也至为严厉的一类。政治因为斗争、战争、暴力、敌人一类的问题而变得极端严肃,或者说,诸如战争、暴力和敌人一类的问题因为政治才得到严肃的思考和料理,它们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人类关系出现了极端的政治紧张和政治断裂,而且也产生了对政治关系展开哲学反省的需要,因为任何政治紧张和政治断裂都是人类社会的不幸,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之。这便是政治哲学何以必要的根本原因。
  
  在所有极端性的政治话题中,“敌人”大概是最为严肃也最为复杂的话题,因为“敌人”的出现几乎彰显了政治关系之张力的极限。事实上,探究和反思人类的政治关系——更不用说敌人问题——绝非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除了职业政治家、政治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外,大概很少有人愿意涉猎这一问题论域,平常如此,若遇非常之境或非常之时,这种意愿便更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可谓极端政治或政治极端;暴力——更确切地说,政治暴力——是最严厉的政治行动;而敌人及其存在则恰恰是战争和政治暴力得以合法实施的正当理由。战争是政治暴力的一种最具高度、广度和深度的综合体现,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暴力;政治暴力诚然不只限于战争,但战争却以最充分也最彻底的方式展示着政治暴力的内涵,而战争和政治暴力都直接关乎“敌人”这一极端政治化的行动客体(对象)。如此看来,战争、政治暴力和敌人之间原本就是“三位一体”式的政治主题化对象,欲探究其中之一,必牵涉其他二者。易言之,关于其中任一主题的研究都不可在忽略或离开其他二者的情况下达于充分完备。
  
  一、敌人何以产生?
  
  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人类何时开始出现“敌人”和“友人”的分别,并开始产生敌友之间的分别意识?这样的提问或许太过笼统以至于根本无法回答。但提出这一问题之所以仍有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历史回溯多少可以提醒我们,作为生命同类,人类其实并不一定同道,关于我们自身生命本性的认同也并不能确保我们的意识相同,行为一致。
  
  在亲缘关系中,人类群体尚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最差也只会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差异或者隔膜。人类考古学和史学的研究都充分表明,敌人的最初出现与家族及其分化关系不大,与氏族和民族(摩尔根意义上的“氏族联盟”)的群体分化和利益竞争密切相关。随氏族、民族的分化而产生的利益争夺或战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敌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冷兵器、军事(武士、军队和战争)和政治组织亦即国家。对利益的争夺才是产生敌人和敌友关系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了敌人,才有了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政治的诞生见证了敌人的产生和存在。在政治与敌人之间,有一种可以互换的建构与被建构的关联。用左高山的话说,“敌人”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被建构出来的“敌人”并非被雕刻出来的雕像,一经雕成便难以改变。《敌人论》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所关心的,不只是作为真实的敌人存在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而且还要且更重要的是要追问被建构出来的敌人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敌人”观念的。凭借耐心仔细的词源学梳理,作者发现,尽管原始意义上的“他者”、“异己者”、“敌手”、“对抗者”等含义并未完全消失,但在历史的演化中,一些原有的意义从“敌人”概念中渐渐隐退或者流失,一些新的意味则在不知不觉的时间流动中被添加进来,还有一些概念意义本身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这些词源意义的变化本身,因为无论“敌人”的概念变或者不变,真实的敌人就在那里。
  
  问题的意义在于:为什么被建构起来的“敌人”总在变化之中?高山君认为,国家需要敌人来确认其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或许我们还可以说,敌人更需要国家来确认其政治含义和政治界限。问题是,有国家内部的敌人也有国家外部的或者国际的敌人,还有不同政治党派、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敌人,甚至于,因为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战争,使得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最糟糕的是,谁也无法担保今天的朋友不会变成明天的敌人!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或者抗日战期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和抗日战争之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与美国;最后也是最复杂难解的,是所谓“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之著名外交论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谁能告诉我们,敌人与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变动不定?究竟哪一个敌人更真实?敌人的这种变动不居是否意味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帕默斯顿勋爵式的政治论断已然成为千真万确的政治真理?最终可否哲学地追问一句: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所谓“政治真理”?
  
  二、敌友“之间”和“之外”
  
  没有朋友便没有敌人
  
  敌人的产生及其身份的相对性一方面来自“敌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时空中的变动不居,另一方面则来自我们熟悉的敌友关系之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在政治学尤其是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敌人常常是相对于朋友而言的,这使得敌友关系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没有朋友便没有敌人,没有敌友关系便没有政治和政治哲学。
  
  人类社会史告诉我们,人类对敌友关系的确认首先是通过自我与他者(他人)的分别而得以建立的。事实上,作为敌人的他者最初被视之为野蛮人、陌生者、异己者,尔后被一步步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类型化为特定类型的敌人,如“敌手”、“阶级敌人”、“人民公敌”、“民族之敌”或“国家的敌人”、“人类的敌人”,等等。“敌人”类型的不同,使得所谓“敌友关系”的含义也不一样。通俗地说,当你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时,你自己已然被对方当作了敌人。当然,人类早就明白这其中的关系置换和身份转换的秘密,并找到了有效的方式将之确定并长久固定下来,这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的进步或发展的标准:凡处在落后之发展状况中的人群都被那些处在相对先进或发达状况中的人们或明或暗地确认为野蛮人。而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处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对方视为他者、陌生者、异己者。这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胚胎,但终究还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本身。
  
  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敌人和朋友
  
  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首先严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便团结人民和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抽象或者剥离,敌人不再是一般化的野蛮者或他者,而是被严格地、分门别类地“锁定”:党派的敌人被归类为“政敌”或“阶级敌人”,国家内部的敌人被归类为“人民公敌”,而国家外部的敌人则被归类为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无论以党派或阶级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抑或以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敌友关系都被因此而赋予了最严厉的政治意义,不容任何含糊。而且,经过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敌友关系的处理也采用了最严厉的政治方式:通过诉诸法制惩罚、政治斗争,甚或政治专政、政治暴力直至战争,来消除或消灭敌人。政治家们不必用太高的智慧就可以发现,把握好敌友关系并运用好诸种处理敌人关系的方式或手段,不仅可以强化国家的内部治理,而且通过发现甚至建构国家外部的敌人,转移或者汇聚国内政治关注,强化国家内部的团结,从而减缓国家内部的政治压力。《敌人论》告诉我们,作为最年轻也最强大的现代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自建国两百多年来,先后发动和领导了240多次大大小小的国际战争,以至于有人作出结论:“战争和敌人造就了美国”。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也因此相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其社会凝聚力往往会有所削弱,甚至会面临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而当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威胁时,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会得到加强,国家内部的团结也会增强。
  
  须考虑敌友关系之外的诸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关系
  
  然而,值得关切和反思的是,因这类政治效应所带来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对“敌人”的政治利用,譬如说,出于夺取和巩固党派政权或者转移国家内部矛盾或政治压力的目的,政治家(更不用说政客了)和当权政府便可能借用、挪用甚至盗用某种或某些普遍化的正当理由,或者以某种普遍社会道义的名义,有意图、有预谋地去建构甚至虚构“敌人”。敌人的确来自他者,或者敌人确实是从“政治之我们”中异化出去的他者,可这一逻辑推理反过来并不必然普遍有效:并非所有的他者、陌生者或异己者都必定成为“政治之我们”的敌人!
  
  他者或外来者并不一定都是“政治之我们”的敌人,一如临时的利益共同体成员并不一定就是“政治之我们”的永久朋友。这促使政治哲学家(尤其是政治伦理学家)们必须注意:任何关于政治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考,不能仅仅聚焦于敌友关系之间而无所超越,还必须考虑敌友关系之外的诸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关系。人类的政治关系绝不是孤立的,也不仅仅限于敌友关系之单向度。如果从人类的“类意识”来看,更为复杂而具有终极意义的事情恐怕是如何化敌为友?或者,如何最终消除敌人本身?这不单涉及政治宽容,从根本上说,还关乎作为人类的我们究竟如何共生共存、共处共享!
  
  三、“化敌为友”如何可能?
  
  消解敌友关系主要取决于利益矛盾和争夺的止息
  
  受高山君研究的激发,我大致形成了一些基本上仅仅限于哲学范畴的解释,并期待对“化敌为友如何可能?”作出一个初步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的解答。如前备述,“敌人”和敌友关系意识最初且根本上源自利益矛盾或利益争夺。因之,敌人和敌友关系之紧张的消解最终取决于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的止息。这显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学解释。可是,仅仅限于政治学的视域,这种消解是无望的,因为政治本身即是利益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因为敌人而有了政治,因为敌友关系而产生了对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在需求。
  
  然而,换一个角度或进一步扩展到哲学的视域来看,敌人和敌友关系会有一种新的也许是更本原的理解。自16世纪开始,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欧洲便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中,演绎了一场关于敌人和敌友关系变幻不居的多幕剧,或悲或喜,此起彼伏。……坦率地说,沿着这种绝对的主客二分性思路和原则走下去,很难看到人类社会真正能够化敌为友的希望,如同仅仅信奉“丛林法则”的人们很难走出荆棘丛生的“大林莽”一样。也许,在人类社会的多数政治情形中,我们的确还不得不徘徊在“丛林法则”所支配的林莽之中而难以穿越,但永远如此,人类社会将陷入无可救药的绝望!
  
  儒家困境:难以逾越“熟人世界”到“陌生人世界”鸿沟
  
  感谢上苍!历经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人类不只拥有一种哲学或一种智慧,即使西方哲学本身也不只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单声独奏,至少她还有倡导人类博爱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宗教哲学!我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但我相信,在我们自己悠久而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或可找到一些解答“化敌为友如何可能?”的资源和启迪。儒家教导人们忠恕之道:最好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最起码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遵循先义后利的行为原则,追求“仁者爱人”。儒家的丰富学说和教诲的确给人类提供了解决各种人伦矛盾、协调复杂之人伦群际关系的“中庸之道”,只是儒家学说或者过于偏执日用人生和日常伦理,或者入世太深而期于高堂政道,终究难以让人完全超脱利益纠葛,完成化敌为友的政治伦理使命。所以,一俟遇到复杂难解的世俗价值冲突,便不得不剑走偏锋,例如宋明理学甚至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激进吁求。人欲不存,天理何存?儒家的困难在于,如何使得一种偏于宗亲血缘和“熟人世界”的美德伦理,能够普遍化为适应于现代公共世界或“陌生人世界”的政治伦理?如若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则儒家学说即便能缓解乃至消解某一特定范围的利益矛盾或价值冲突,也难以化解普遍存在的敌友紧张。 
  
  道家学说的“政治冷漠”倾向
  
  相较而言,道家的主张更为温和也较为彻底。以“道法自然”来化解诸种人为瓜葛和冲突,至少是一种比基于宗亲伦理或“熟人关系”更为普遍的理由,以此来化解人类诸种利益冲突和敌对紧张,理应更有道义和哲学的有效性,因而也应当更具思想说服力。易言之,以“自然法则”的名义要求人们降低甚至放弃自我的利益诉求,显然要比用亲缘伦理的美德规范来要求人们降低甚至放弃自我的利益诉求来得更有普遍道义的力量。然则,由于道家学说有着一种天然的“政治冷漠”倾向,加之“道法自然”所提示的自然法则本身只是一种哲学预设而非纯粹的信仰,因而道家同样难以根本解决人类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因而也难以充分回应“化敌为友如何可能?”的问题。
  
  佛教不具备现实合理性
  
  在儒、释、道“三教”中,最为彻底的解释是由佛教提供的。佛教既告示人类“众生平等”,又告诫人类“诸法空相”,让人们相信一切利益诉求都会产生烦恼和痛苦,只有看破,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自在。佛教的教义逻辑上破解了“化敌为友”的难题:既然一切敌友关系紧张都根源于利益冲突,那么解除利益冲突即意味着化解导致敌友关系紧张的根源。看破并放下利益诉求是彻底消解利益冲突的方式——放下即无求(任何利益),因之可以最彻底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一切利益冲突。可是,佛教的这一教诲虽然具有最彻底的逻辑说服力,但却并不同时具备现实合理性。因为这一逻辑是以信仰为前提条件的:人们当且仅当相信并承诺佛教教义本身,才会认同、接受、践行佛教的信条。也就是说,佛教的解释力量只能寄托于宗教信仰,因而其现实合理性只能相对于佛教信徒而言,而对非佛教信徒来说,其说服力或有效性尚须存疑。
  
  最高明的政治却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消除敌人
  
  于是,绕了一大圈,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敌友关系及其解决亦即所谓“化敌为友如何可能?”的问题所面对的现实是政治的现实。本序开宗即有明义:政治因敌人而生,这意味着面对并处理敌友关系乃是政治的首要工作。然而,最高明的政治却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消除敌人。就此而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因敌人而生,也应因敌人的消失而终结。同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料理敌友关系问题,敌友关系的确如同施米特所言是最根本的政治关系,然而真正高明的政治哲学却不是可以对敌友关系提供最好解释、最好分析和最好论证的政治反思,而是可以对“化敌为友如何可能?”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提供最佳解答的政治哲学谋划。
  
  笔行到此,我又一次想起了两位西方哲人关于政治家的分类和比较:伟大的哲学大师康德曾把政治家区分为“道德的政治家”和“政治的道德家”,并坚定地把前者看作人类政治生活的幸运。刚刚去世不久的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先生更明确地指出,真正的政治家只关心选民,而政客则只关心选票。我想接着他们的话说,倘若政治哲学要真正充分有效地解答“化敌为友如何可能?”的问题,那么,它恐怕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哲学自身,还需要借力于道德伦理和宗教智慧。理由在于:消解敌友关系的紧张甚至化敌为友,不单需要诸如政治宽容一类的智慧,还需要足够的道德资源和信仰力量,比如说儒家的忠恕仁爱和佛教的脱俗信仰。
  
  也许是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即使在对待敌人和敌友关系这类极端严肃的政治课题上,也免不了对道德伦理和心性信念之精神力量的信守与执着。我总是在想,什么时候人类的“类意识”也能像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这样充分自觉,并且形成理性而普遍的“我们之为人类”的共识,那时候,所谓“化敌为友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成为多余的提问了。高山君告诉我,《敌人论》的研究尚未完成,他对此还有话想说。我听后甚为欣慰,对他未来的研究又多了一份期待。(编辑:陈菲)
  
  本文是作者为《敌人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新书写的序二,左高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宣教部)
------------------------------------------------------------------------------------分隔线 ----------------------------------------------------------------------
  • 上一篇:孙春晨:以文化自信引领道德教育
  • 下一篇:高兆明:论尊严
  • 
    招聘启事 | 交通指南| 企业邮箱

    中国伦理学会网站系统 京ICP备1102479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415号

    中国伦理学会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zlmishuchu20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