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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高山:面对罪恶,我们都是在场者

时间:2016-09-02 10:38 点击:
  作者简介:左高山,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好书推荐:作者从道德哲学角度对于人类负面文化之一“罪恶”问题进行精深研究的作品,内容涉及罪恶的内涵、历史起源、社会根源以及罪恶的种种类型分析,并对于根治罪恶的社会伦理机制加以了探讨。作为对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其创新性非常突出,学术和社会影响颇著,现修订再版,作者计划扩充和发展原来的研究内容,使之更加完善。
  
  大约在20年前,我曾读过《罪恶论》一书,当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也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唯一的“收获”是时常萦绕心头的疑问:作者为何要从负面文化维度来探究“罪恶”——这一道德的逆向价值呢?因为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在关注“善”的问题,劝善如流似乎更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也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罪恶问题尽管是一个极富有学术价值的论题,在形而上学的殿堂中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因为“罪恶”这个词儿“不太好听”,国内学界鲜有学者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李建华教授是国内第一个深入研究罪恶问题的知名学者,其著作修订重版,可喜可贺,我有机会先睹为快,趁此机会写个读后感,与读者诸君共享。
  
  “罪恶”作为一个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来自西方宗教哲学中的“原罪”观念。然而,上帝作为全知、全能、至善的存在,他怎么能容忍罪恶的存在呢?显然,上帝是不可能和罪恶共存的。那么,在全知全能的上帝所创造的这样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罪恶”的存在呢?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罪恶,它总是存在于人类世界的,罪恶具有“属人性”,罪恶就是人类的罪恶。关于罪恶问题的认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径路:其一是通过揭示存在于人们的理解力中的罪恶的幻象来理解和认识罪恶。其二是去发现和揭示那些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的起因或根源来避免罪恶。这两种径路通常都涉及到工具性罪恶和观念型罪恶的研究。工具性罪恶大都和个人相关,而观念型罪恶则常常牵涉到组织,而与个人无缘。当观念型罪恶得到组织的支持时,它所导致的后果比工具性罪恶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而且这种罪恶往往会被意识形态正当化。当这种恶行促进一个组织的团结时,其后果则进一步助长了更为严重的罪恶。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另外一个问题:罪恶能够服务于“善”或者“善的”目标吗?当有人说适度的暴力、腐败等等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时,这难道是要证明“罪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吗?也许恶行偶尔能够促进善的目标的实现,但是目的善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即使罪恶偶尔能带来好的结果,罪恶仍然是罪恶。李建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对工具性罪恶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在此不再赘述,受他的启发,我简要分析罪恶所涉及的作恶者、受害者和旁观者这些角色,以便进一步深化对罪恶问题的理解。
      
  罪恶的现实往往被有关于罪恶的幻象所塑造和改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理解罪恶幻象触及罪恶的本质,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能像受害者那样去经历恶行,成为恶行的客体。在现实生活中,罪恶并不必然为作恶者所认知,因为某些作恶者并不认为其恶行是罪恶。但是,罪恶总是存在于旁观者、尤其是受害者的眼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受害者,罪恶也就“不存在”了。从受害者的视角来分析罪恶,意味着受苦受难是罪恶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关于罪恶的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纯粹关于受害者的问题了。通常而言,受害者和作恶者对罪恶的理解存在着一个“量度差”。受害者倾向于从绝对分明的善恶对立来看待恶行,而作恶者则会模棱两可,甚至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像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所宣称的那样恶劣。也就是说,恶行的严重性对于受害者而言总是要比对于作恶者大得多。当试图了解恶行时,受害者常常会自我质问:“为什么这样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种“可怕的”感受显然是受害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而作恶者对其恶行的情绪反应可能要比受害者小得多,他们甚至会认为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如果我们仅仅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去理解罪恶,我们也无法保证理解罪恶问题的全部。为了充分认识和理解作恶者,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受害者视角的局限性并能够突破它的束缚。当然,我们也不能将罪恶或者恶行的考察范围局限在那些作恶者自己承认是恶的行为上。因为大多数作恶者要么拒不承认自己的恶行,要么作恶而不自知,要么明知为恶而故意掩饰从而造成“伪善”。显然,受害者和作恶者两个角色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罪恶都有直接的受害者,当某些罪恶没有直接的受害者的时候,这类罪恶往往会被人们忽略,会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会为我们所有在场者接受。而这种隐秘罪恶的长期存在,将会腐蚀人们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甚至会破坏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德性根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作恶者常常将自己看作是受害者。在他们的陈述和记忆中,甚至可能在他们最真实的内心感受中,许多作恶者认为自己因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值得同情、支持,人们应该格外容忍他或她所犯的任何错误。例如,今年发生的著名的性丑闻案中,李某某毫无疑问是一个作恶者、加害者的角色,可是他和他的母亲则认为他是一个受害者。当作恶者成为了受害者时,我们又该如何对他们的角色进行判断呢?
   
  罪恶很少在作恶者的自我想象中被发现,而通常可以在他人的判断中被找到。罪恶其实存在于所有在场者的视野之中,包括了作恶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视野。当某些作恶者作恶时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恶行,而受害者却认为自己深深地受到了伤害,旁观者该如何判断呢?旁观者真的能够客观中立地对“罪恶”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吗?作为旁观者,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无力阻止罪恶的产生而寻求种种借口,甚至会为罪恶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而暗暗庆幸,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作为旁观者面对罪恶而不作为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道德上的冷漠或者默许,我们将无法逃避作为在场者的责任。当罪恶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成为旁观者。因为在一个镜像时代,罪恶出现在镜像中,我们都是在场者,罪恶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即使你在法律上没有罪,也难以免除道德上的恶。如果我们容忍罪恶,我们只是作为旁观者,当有一天我们也是罪恶的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旁观者旁观的客体。当我们一味地坚守自己旁观者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罪恶的帮凶。
      
  在受害者与作恶者的角色冲突中,受害者很难原谅作恶者,甚至“永志不忘”,而作恶者则希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对作恶者进行批判和惩罚是必要的,我们有必要谴责作恶者对受害者的伤害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而对受害者的同情和理解也是必要的,或许这样可以因为我们的同情会给他们带来慰藉和缓解他们的痛苦。然而,伦理学在处理善恶问题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准。我们对罪恶的判断只能根据内心的道德法则、社会的习俗传统以及公开的法律而进行。认识罪恶、理解罪恶、批判罪恶和惩罚罪恶都是必要的,李建华教授的著作再一次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思索:面对罪恶,我们该怎么办?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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