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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溢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三重维

时间:2016-09-28 09:02 点击:
提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而融入当前的城市社会治理之中,无疑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一般而言,核心价值观往往具有引领社会风尚、形成社会规范、涵养社会良心等功能。因此,核心价值观建设常被看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对当前的城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主要是通过对社会风尚的引导、社会行为的约束,以及社会良心的养成等为抓手的三重维度来实现的。
 
一、引领社会风尚
  社会风尚,俗称社会风气,亦称社会习气,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风俗和风气的总和。社会风尚一经形成,就会对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持续性的。一般而言,优良的社会风尚往往以其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文化磁场”,鼓舞、激励和引导着人们朝着社会治理的目标迈进。与之相反,不良的社会风尚往往以其消极沉沦、腐朽堕落的“文化漩涡”,使人们迷失在其营造的负面效应中。人们常说:“社会是个大熔炉,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指的就是社会风尚对社会治理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正因如此,古今中外在社会治理中格外注重社会风尚的塑造。在中国古代,官德建设是传统德治思想的重镇。原因就在于,看到了官员群体的道德风尚对社会、民众道德风尚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在古代被凝练为“上行下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在西方社会,宗教之所以被视为是西方人的精神源泉和精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所凝练出的价值观,在维系西方城市社会的道德秩序、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塑造城市社会风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社会风尚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说,社会风尚是社会价值观的表层,而社会价值观是社会风尚的里层。总而言之,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社会风尚。一方面,人们往往是从一个社会的社会风尚中透视其社会价值观。一般而言,一个超大型城市社会主流风尚的背后,离不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的支撑。进行既定城市社会的治理,关注、总结和凝练根植于城市的社会风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仅停留在这一表层,而不深入到城市社会价值观(尤其是深藏于城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里层,得到的往往是“水中花”与“镜中月”,对现实城市社会治理而言,常常是“隔靴搔痒”,非但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反而会偏离城市社会治理的方向。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又是引领城市社会风尚的助推器,是城市社会风尚的“主心骨”。概而言之,一个超大型城市社会的价值观往往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社会价值观对社会风尚的推动作用,就体现在其通过既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来引导社会风尚。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既已形成的社会推崇什么,弘扬什么,城市社会就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有着系统的、科学的和坚实的价值观支撑的超大型城市,其社会风尚一定表现的是井然有序、风清气正;相反,一个超大型城市社会的社会风尚,如果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和坚实的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那么,其社会风尚要么混乱失序,要么污浊不堪。
  中国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这几十年,就城市社会风尚而言,总体是好的、积极的、向上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风尚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将这些问题集中起来,都逃不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淖”。而所谓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归根结底,是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由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祛除这些“主义”的不良作用,引领城市的社会风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城市社会风尚,主要是通过媒介宣传、典范教化与矫正激励这三个着眼点展开的。
  (一)媒介宣传
  媒介宣传以其受众广、传播快和见效速等特征,在形成规模性的社会舆论影响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媒介宣传,往往通过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新媒体等方式,对特定的个体或集体行为及事件进行美丑、善恶、是非等评价,影响受众。进而,通过受众的效果反馈,在更大的群体范围内产生区分美丑、抑恶扬善、辨别是非等效用。可以说,媒介宣传有着鲜明的立场性和强大的号召力,对于引领社会风尚、改善社会风气、培育优良品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媒介宣传,利用好媒介宣传这一阵地,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社会风尚的系统的、科学的和坚实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而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城市社会范围内蔚然成风,首当其冲地离不开媒介宣传的参与,离不开媒介宣传掷地有声的弘扬和坚实有力的传播。也就是说,要通过在超大型城市中媒介的广泛而深入的宣传,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在范围上、在强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能为广大人民所熟知和认可。因为,媒介宣传工作到位不到位,任务完成的好不好,其根本标准就是要看其是否让更多的人、更为深入地认识宣传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媒介宣传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一种主要的载体与手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社会治理的初始一步。
  (二)典范教化
  典范教化以其典型性、示范性和教化性等特征,在形成代表性的社会舆论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大众榜样示范的典范教化,往往通过人物塑造、事迹抽取、原型再现等手段,对特定人物或群体的行为及其事迹进行赞扬、贬斥、肯定或否定等宣扬,从而以大众化与形象化的手段来影响民众。进而,通过典型人物的教化性作用,产生社会影响。可以说,典范教化有着生动的形象性和深厚的感染力,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一般而言,单向度的道德宣传与说教,往往不易取得预期效果。而形象化、可感知、能触动的典型示范,常常在无形中给人以震撼、感染与启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仅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而要“固形为体”,离不开一个个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的典范之“体”,形体结合、有体有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民族之魂”才能注形入体、落地生根。发挥典范教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要坚持破立并举。一方面,要注重正面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城市中的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先进典型、身边标兵,并大力宣传其优秀品德和先进事迹,激励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见贤思齐;另一方面,还要强化反面典型人物的警示作用,对失德失范、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总结,以此为素材,督促人民群众见不贤而内自省,尤其是感召广大党员干部反躬自省、崇德向善。
  (三)矫正激励
  媒介宣传和典范教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个基本手段。假使媒介宣传和典范教化,没有能够达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预期效果,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会引入矫正激励等辅助性手段。概而言之,矫正激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城市社会风尚中不符合,甚至是违悖、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行为或做法,进行合理、适度的社会矫正;另一方面,对城市社会风尚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又不完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有一定道德属性的行为和做法,进行适当和适时的社会激励,以使其尽量地或尽快地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在进行矫正激励的过程中,经常会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手段来进行,甚至在特定时期还会是这几种手段的综合性运用。矫正激励的做法,实际上是允许部分人或者部分群体“小步子前进”,并力图避免少部分人和小部分群体“大踏步或者小步子后退”,以其最终实现全社会的整体性前进。这是因为,在超大型城市中,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人群素质上,社会中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其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更是迥然各异的,过于片面追求整齐划一式的做法,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由此,针对这部分人的认知与思想特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可以在超大型城市社会中建立起分类别、分层次、个性化的矫正激励机制,充分挖掘和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明确的、鼓舞人心的而又切实可行的小目标,并在每个小目标完成时,都及时地给予激励。这样,不仅符合社会本身的层次性特征和社会中的人的差异性特征,而且能够充分地调动人们为达到目标而做出努力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做准、做实、做细。
二、形成社会规范
  一旦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成为某座城市的社会风尚,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从这一意义上说,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往往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社会的主流价值规范。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融入到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中,必不可少地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的主流价值规范,成为当前生活在这座城市社会之中的人们的主导性行为准则和基准性价值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2]强调的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将其具体化、生活化和可操作化。如果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城市社会风尚,发挥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的作用,目的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广而告之、广为人知的话,那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成社会规范,发挥的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的作用,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而行之、广为所用。大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通过规范思想和规范行为,来促成城市社会规范形成的。
  (一)规范思想
  思想,同价值一样,先天具有多元的属性。在多元的属性下谈论规范思想,目的不是为了将多元的思想统归于一元,而是为了使得多元性的思想达成思想共识。进而,一方面化解因思想上的冲突而引发的价值冲突、社会矛盾等的发生,对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达成思想共识,凝聚价值共识,能够更为客观地、深入地理解思想与价值观的关系,进而形成社会合力,推动城市社会的良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思想的规范,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思想的规范,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是思想上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面对多元思想的客观实际,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在包容多元思想的前提下,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治理目标的一元思想,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同,也就是说,达成思想共识,是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而达成社会共识则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3]指出价值认同、思想共识对于社会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思想的规范,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是思想上的合力与分力的关系。通过规范思想协调一元与多元关系,从而达成思想共识,实现的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认同。认同是参与的基础和前提,当人们参与到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去的时候,问题的重心就成为如何整合众多参与者的力量,以形成合力,并尽可能地减少分力。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在这里,恩格斯讲的“总的合力”,就社会治理而言,指的就是对每个参与者参与力量的最大整合,为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的重大意义。再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思想的规范,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是思想上的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运用价值观这一观念来规范思想,如果仅仅停留在被动的阶段,而缺少人自身的积极主动的因素,那么,这种规范思想的做法和效果,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阳奉阴违的。城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实则是人人自觉地为其应当所为之事,而无需外在地、被动地依赖社会与他人的推动。这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社会治理,所应追求的实际效果。
  (二)规范行为
  一般而言,人的价值观与人的行为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首先,人的价值观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提供的是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往往可以从其价值观上找到蛛丝马迹;其次,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解决的是“做了会怎样”的问题,提供的是对一定价值观的反馈与修正。对人的价值观的检验离不开行为及其结果,也就是说,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离开行为、实践来谈价值观,无论其理论性多强、思想性多深,至多不过是纸上谈兵,迟早会被束之高阁。如果离开价值观的导引,任由人们恣意妄为,那么,城市社会将会是一盘散沙,甚至是引起社会矛盾频繁发生,乃至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发生根本性的变迁。
  明晰行为的界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们行为的首要表现。人的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不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约就能穷尽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是有界限的。具体而言,这种界限就体现在其对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的区分上。比如,在失去意志自由,或者是迫于外在强制性压力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就因为不是出于自主自愿的选择,而不具备道德意义,也就不具有价值性。再者,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穿衣等行为,因不涉及与他人、社会的利害关系,也不具有道德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的行为,首先是把上述非道德行为排除在外的,其着眼的是个人、社会、国家及其相互之间发生的具有道德性、价值性的行为。
  确立行为的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们行为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其最本质的体现应该是提出一定的行为标准,并以此来规范和约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具体而言,就是确立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哪些是应当的、哪些是不应当的,在“应当”和“不应当”之间,提出供人们选择的标准。一般而言,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要求的行为,就是应当的行为,从而也就是道德的行为,反之,则是不应当、不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引导人们向这个标准看齐,自觉把这个标准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人们行为的价值遵循。要求人们自觉遵守这个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并将其作为自己行为的“紧箍咒”。
  参与行为的评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界限和标准,其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评价功能。所谓的“应当”与“不应当”,一方面,表现为行为的标准和准则,另一方面,内含着行为的善恶与对错。也就是说,凡是符合这个标准和准则的行为,其评价结果就是善的和正确的;反之,则为恶的与错误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参与行为的评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契合的一个重要方法与途径。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与评价行为并不是其最终目的,评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规范行为。对人们行为做出对与错、善与恶的评价,无形中会给人的行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与压力,这种压力会自觉不自觉地促使人们趋善避恶,趋对避错,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行事。
三、涵养社会良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形成社会规范这两种融入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外在于人的、他律性的力量来发挥作用的,那么,如果这种力量的发挥,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由外及内的过渡与转换,其作用的发挥便不具有彻底性和稳定性,其效果往往是“雨过天晴地皮干”。原因在于:一方面,人们之所以对于遵从那些没有内化为人的道德良心的道德规范,往往是出于利益等相关因素的考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妥协;另一方面,由于他律性的道德规范,没有转换为自律性的道德良心,没能培育出人发自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稍有约束上的疏漏,或管制上的松懈,人们就会明里暗里地冲破“枷锁”的束缚,将这些“镣铐”抛之脑后。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想要彻底地、持久地融入社会治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其对城市社会良心的养成上。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涵养社会良心,关键取决于三个要素:城市精神、知行合一、知错能改。
  (一)涵养“城市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孕育出来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是在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明辨是非、评判美丑、权衡得失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一旦有所确立,就应该去深刻地影响社会中人们的思维习惯、心理习性和行为操守;同时,其虽为基本标准,实则为既定社会中人们所共同尊奉和信仰的“城市精神”。也就是在此意义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得以从核心价值中去安放跃动的心灵、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寄托终极的关怀。
  实质而言,“城市精神”在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一直是中国人涵养精神家园、孕育道德良心的文化价值取向与“精神道统”。在中国古代社会,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寻求和涵养精神道统的“不二法门”,承载着孕育城市社会中乱不迷心、迭不离道、穷不失义、富不傲娇的价值取向,涵养着人们养成已欲达而达人、独善己身兼善天下的行为方式。比如,“晋商精神”“徽商精神”和“浙商精神”,都是城市精神和精神道统的具体体现与外化。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一个城市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足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因为,物质财富的富足,至少可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起始性条件需要。但是,无论物质的贫贱或是富足,都需要精神道统这一“精神庙宇”来安放人们的心灵,进而去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寄托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果说,“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那么,一个社会缺失信仰和信念,缺乏坚实的核心价值来涵养“精神道统”,就会使城市中什么样的“恶性肿瘤”都会生发出来,进而挑战道德价值和弃守价值底线。如果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巨浪”,吞噬价值关怀、湮灭精神道统,那么,在现实超大型城市的社会中,必然是社会良心的出局和信任体系的坍塌。
  在“城市精神”的实践层面上,首先意味着是克己自制;其次是奉献服务,即奉献自己、服务社会。克己自制和奉献服务,是为了涵养人的高贵气质、宽厚爱心、纯洁精神、担当勇气,涵养人的坚韧生命力和独立的意志力,涵养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良知,涵养人在或危难或顺境等诸种情况下的不娇、不媚、不乞、不怜,将美德与声誉视为高于一切的精神支柱。唯有如此,才有一代又一代精神的不断传承,才有一个又一个道统的维系不灭。
  (二)涵养“知行合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对其培育和践行,不仅是要做到“家喻户晓”,而且更要做到“知行合一”。如果说“致良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所努力的方向,那么,“知行合一”,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未来希望。以身边好人好事和比学做为基础的公民文明行为的开展,势必对涵养“知行合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早尽快地融入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动人心者,莫先乎行。长久以来,知恩图报、诚信守诺、敦厚朴实、厚德载物等价值信念,无形中形成深入人心的巨大力量,形成了民族历史中的一种信仰、一种意志和一种风气。这些价值信念,理应成为当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汲取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共识,成为教化社会风气、浸润人们心灵和涵养道德良心的动力源泉,从而不断为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
  (三)涵养“知错就改”
  “知错就改”,关乎道德,切乎心灵。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社会良心,进而融入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路径。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完全避免做出一点错事。既然如此,就应该在涵养社会良心的时候,允许人们偶然做错。与此同时,也要对那些知错能改而不改,固执到底,甚至不以此为耻,反以其为荣的行为,实施适度的、坚决的、可采用的矫正措施。
  人性本身就是善恶交融的。在涵养社会良心的时候,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是如何面对错误、如何对待犯错和如何消解错误。在这一维度上,“知错就改”,其实是闪光的人性和社会的温良。社会中不乏一些“知错就改”的淳朴诚恳和加害者积极挽回受害者损失的担当,这些都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所在。但在社会生活中,也不乏一些违法行为和极端事件的多发和频发,甚至是反复发生。究其根本,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知错就改”的自我警醒和社会的“一棒子打死了事”的简单粗暴。其实,若能崇尚、尊重、宽容“知错就改”,势必会减少一些犯错的严重程度,并使其所犯错误得到自觉和积极的改正。毕竟,涵养社会良心的时候,如果能允许“知错就改”,将是个体之幸和社会之福。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014年2月25日电。
  [2][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014年5月4日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7-479。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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