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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仅仅瞄准GDP增长?那不是好的创新

时间:2016-10-18 08:40 点击:
  日前,被誉为“经济伦理学奥运会”的“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第六届世界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是ISBEE自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大会。本届大会持续了4天,以“企业和经济发展中的伦理、创新与福祉”为主题,来自联合国的重要官员和来自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新技术如因特网、新化学、新材料、新能源等层出不穷,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伦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是在一个创新的时代,越是需要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即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创新过程当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理解和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创新和转型,也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好”的创新?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创新经济。所谓创新经济,是指主要由科学技术变革等内在科技因素带来整体经济创新进步的经济发展形态。就创新经济而言,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已由传统的生产力要素驱动转向了科学技术、尤其是新型技术的发展驱动。它不仅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提高,甚至也将使经济管理方式、商品营销方式、科技研发方式和转化方式等生产关系样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深刻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创新经济即是一种新型经济。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来都是由创新推动的。只不过以往创新活动的速度比较缓慢,相对来说,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幅度也比较弱小。而现代社会则有更多创新理论、制度对经济创新提供更多、更强的激励和支持,因而,现代的经济创新速度更快,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已成为最根本、最关键、最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创新经济,中国也是如此。
  科学技术的变迁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必然带来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需要理念或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作为整个经济社会创新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比如,18世纪的工业革命。如果当时没有大量的新技术发明,没有大量发明性、创新性的价值理念的支持,以及从15世纪到17世纪积累起来的较为雄厚的资本条件,近代西欧的工业革命就很难出现,更不可能最终充分实现。同样,现在的世界正在或者已然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如果没有20世纪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其他相关性先导性科学技术的支撑,当代社会的技术创新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如果没有上世纪晚期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广泛深入的沟通联系,没有3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创造并积累的现代经济经验、经济资本和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积累,我们也不可能在许多新科学、新技术、新经济领域等方面创造出今天如此雄厚完备的经济创新转型的条件和动力,也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次崭新的前沿性科技主导型经济创新转型。如果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构成了我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中第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内在结构转型的话,那么,从以变革经济社会体制为主要驱动力转向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创新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而且将是五千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和世界性意义的内在(经济)动力与外部(经济全球化)效应的伟大经济转型。
  如今,现在大家都在追逐创新、热议创新经济。可以说,创新已经被认为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但是,要弄懂创新或创新型经济的全部,我们还需要关注创新背后更加复杂的方面,尤其要关注创新的伦理之维。通过关注创新的伦理之维,可以更好地理解创新经济以及创新经济可能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社会文化后果,也可以更好地驾驭和管理创新型经济,更好地规范创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20世纪伊始,英国道德哲学家G.E.摩尔曾经重新审视“好”或“善”这一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指出,我们之所以说某些东西、某件事或某个人“好”,是因为它或他(她)自身好。而说另一些东西、事情或人好,则是因为它或他(她)可以对其他外部的事务或目的带来好的影响或结果。后一种好,实际上并不是内在的、目的意义上的,而是手段、工具意义上的好。自在或内在的好,出自目的本身来说的好,才是真正的、也就是内在目的性的“好”或善的标准。
  为了便于理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汽车是好的吗?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理解。当人们说汽车好,是因为它可以给人们带来便利的交通,从而让生活变得更方便。但这是外在的好,因为它只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善,它在实现工具意义上的善的时候,还可能会带来外部的或附加的不好,比如污染。所以说,它并不是最高的善。由此,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追问,创新是好的吗?说创新好,是因为它对整个社会是好的,还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的?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必须要更全面地思考创新经济的道德问题。尤其是在判断有关创新经济之道德伦理后果时,考虑这些尤其重要和必要。
  柏拉图曾经说道,人类的各种“技艺”本身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和目的,而且这种创新性的智慧本身也是人类善的来源。亚里士多德也在其形而上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技艺”的关键就是能够让人们处理或掌握一些问题时可以更加合理有效,但是,“技艺”不应超越其自身的合理范围,人们不能完全为“技艺”而“技艺”。也就是说,不能为追逐技术本身而进行技术创新,“技艺”最终要起到帮助人们或者有利于人们最终获得幸福的积极作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艺”既包含有目的论意义上的善或好,也包含而且更重要地和根本地在于它对人类创造和获得幸福生活的积极的工具价值或手段的善(好)。
  古代哲学家之所以如此高度地重视“技艺”或技术,以及它所包含的人类智慧价值,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创新性的智慧本身是人类善的价值非常重要的来源。用现在的话来说,它能够以自身的创新性推动良善本身的创新和完善,并运用不断创新和改进的“技艺”来帮助人类获取或实现幸福生活的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还专门研究了怎样的技术才能最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幸福。
  当我们把思绪拉回当下可以发现,对创新而言,我们通常或许较少考虑它自身何以为善的目的论层面,而是较多也较自然地去考虑创新相对于其他事务所可能带来的意义、价值或后果。可是,当我们从经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创新和创新经济时,就不仅要充分考虑创新或技术创新之于创新经济的功能性、工具性,甚至是绝对条件意义的积极价值,而且还必须充分考虑和理解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还有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等——本身内在的价值意义,也就是创新性的目的论价值。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任何形式的创新本身都是好的或善的,因为它本身便是人类智慧和人类社会文明的内在动力和标志,因而其本身具有崇高的目的和尊严,值得我们尊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所有科学技术创新内涵的绝对价值,才能从根本上而不只是从有用、有效、有利的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来看创新本身,从而将之内化为一种持久而自觉的目的追求。也只有这样,我们社会的创新经济才有可能超越简单、直观、短视的实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层面,从长远、理性和内在目的论的意义上来考量、理解、从事创新经济的伟大实践,从而形成我们投入创新经济这一伟大事业的内在而持久的精神动力和使命感。
  在人类文明进步、特别是近现代文明史上,大凡在科学技术和思想、理论、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做出过基础贡献的创新者,都是曾经是怀有纯粹的探索真理使命、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幸福奉献智慧乃至生命的创新先驱。
  中国的创新够不够“好”?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我相信,中国今天大力推进的创新经济就是一个最新的“中国故事”。但要讲好这个最新的“中国故事”,依然任重道远。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创造GDP年均增长10%甚至更高的两位数增长的奇迹。总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未来,中国将会成为更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体。努力将经济发展带到一个更先进、更高效、更环保的新高度,是接下来几年甚至相当长时期中国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也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必须面对越来越多日趋严峻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贸易或出口。但对中国经济而言,不管是从内部来看还是从外部来看,最近几年来,这“三驾马车”的拉动力都或多或少呈现出放缓的态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和新能量,这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新经济在今日中国的地平线上日趋凸显并开始勃兴。
  如今,中国已经开启创新经济并成为经济全球化前沿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必将影响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创新经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式来刺激、动员和鼓励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工业化经济转向知识—技术创新型经济。在此背景下,我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一轮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折射或蕴含的伦理问题,即在创新经济普遍发生的今天,如何对其进行恰当的伦理评估。更明确地说,就是要弄清楚当我们说创新是好的,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是好的,还是对人们改善生活而言是好的?或者说,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实现真正好的创新?我们该如何驾驭创新,使其保持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从而真正以创新带动中国的腾飞和现代化进程?
  乍听起来,创新经济无疑是非常美好的。创新经济可以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中国的经济列车继续向前行驶。有数字显示,目前中国大概40%的经济发展来自于技术或者体制性的创新。这是过去3年的一个数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中国到目前为止依然能够保持6.8%左右的GDP增长率。最重要的一点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执行,实际上也一直在激励人们更积极地尝试和追逐自己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新经济不管是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从发展推动来说,抑或对于人们自身的生活本身而言,都是有益的。
  然而即便如此,对创新经济的道德哲学反思仍然是有必要的。譬如,创新的目标仅仅只是GDP的增长吗?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创新经济只是为了保持目前的增速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角度是片面或偏狭的,就难以正确地看待创新,甚至可能导致过分依赖GDP来判断创新经济的成效。实际上,创新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或许是更重要的。以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创新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对创新作更全面的反思和评估。
  比如,认真考量在创新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代价是否被忽视了,等等。创新经济或许会耗用大量的成本,需要很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科技资源等。在创新的过程中,这些成本或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利用,还是被浪费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创新如果缺失了合适的条件或前提,实际上都是无法实现的,也未必一定是值得欲求和鼓励的。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人们固然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创新,但其前提条件是,创新者在创新前必须要具备一些先提条件,比如,创新主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科技设备仪器;财务的支持;社会环境;组织激励,等等。回头审视过去500年现代化的历程,很多例证都说明,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创新通常就只能是某种财富奢望和资源奢侈。
  这样的质疑似乎与创新经济的道德维度没有关系,实际上却非常密切。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任何经济创新都必须具备社会价值的合理性。比方说,不管是否会带来经济上的成功,如果造成污染或者付出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任何所谓创新在社会伦理意义上都必定是恶的。
  第二,任何经济创新都必须具备科学的合理性,否则只会导致过度使用甚至浪费社会资源,其资源消耗与其所带来的经济成效是不可能相匹配的。而任何形式的浪费无疑都是罪恶。
  第三,创新需要必备的社会体制条件,而一些用于刺激、鼓励经济创新的新的制度安排都将或多或少产生某种程度的制度偏向,从而引起某种形式的制度偏颇或制度安排不公。例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国家政府的某些针对创新经济而做出的现时性制度安排(特殊政策或策略)会不会产生这类制度效应的不公,就值得思考。
  第四,创新需要足够的法治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创新需要新科学、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新的知识权利的引进、使用、转让和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何。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创新成果被剽窃或“被抢劫”,创新经济最终将是一句空话。如果创新者的创造成果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人们也就没有高涨的创新热情。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决不仅仅是科技知识的法律保障问题,而且更根本地说是对创新者个人或团体的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在现实中,知识产权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五,创新要避免过度商业化的炒作和利用。创新作为一种知识产权或一种创意实现,其中自然蕴含着巨大商机,而且一般说来,它应该且必须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但是,如果因此就把创新简化为一种牟取利润和财富的方式,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也将会扭曲创新本身,至少会大大降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经济创新本身所蕴含的美德伦理意义,比如说,追求卓越、追求真理、追求知识荣耀的意义。换言之,如果遵循社会科学的逻辑和道德伦理的考量,创新其实也有真理与道德、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双重意义。
  中国的创新该怎么做?
  展望未来,创新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基本无需再去论证。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创新经济。在此过程中,需要回应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文化的挑战。
  总体来说,文化的挑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如何传承和突破文化传统?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社会近代百年以降仍未真正解决的老问题,但也是中国创新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多有不恭,甚至充满怨恨;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总是难以真正超越传统文化的束缚,不敢独立自由地尝试知识创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近代数百年的文明史说明,如果不敢或不能突破传统既定,不敢进行大胆创新,是很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更不用说创造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了。不必讳言,中国传统文化总给人们一种较弱的创新印象,在很多方面缺乏创新、特别是首创精神。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为何古代科技发达领先的中国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追问。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创新的守成主义藩篱。也就是说,不仅传统文化自身需要与时俱进,而且必须将之转化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有益于现代创新的文化思想资源。
  第二,制度的挑战。
  面对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现代科技之于经济创新发展所具有的越来越强劲的影响,我国创新中最为急需的,与其说是前沿的科技创新,不如说是适应这一科技革命的社会制度创新。没有科技体制的革新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无法使创新获得必要的社会制度保障。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就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此外,还需要加强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对长期积弊甚厚的应试教育的体制改革创新。同样,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创新绝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内部改革,而且要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制度环境,这是因为,后者决定着现代企业的建构和发展可能。显而易见,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企业外部的制度创新要比企业内部的体制创新更为急迫、更为重要,但也更为复杂和艰难。一套真正有效合理的社会制度必须是能够较为充分地激励、发挥和保护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制度系统。
  第三,能源与生态环境的挑战。
  一种合理可欲的创新经济应该且必须是以较低能源成本和生态环境代价获得较高经济效率的新型经济。这大概是新型创新经济区别于近代以来工业现代化经济的主要标志。我们时代的经济不仅具有了深刻而广泛的全球化特征,而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困局,这些要求,必须改变既有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的生活、消费、生产,不仅要接受经济理性的检验,也要接受生态伦理的审视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因特网、新化学、新生态技术对整个经济转型不单具有极为重要的技术意义,也具有积极而重大的生态环保价值。
  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极为重要而全面的战略性社会价值理念系统,对当代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根本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它更为全面科学地阐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路径,必定会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发挥积极影响。同样,在此框架下思考创新经济及其道德维度,将是中国伦理学界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和发展机遇。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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