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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当代政治伦理研究与“中国问题”

时间:2017-05-03 15:54 点击:
 
  亨廷顿曾经断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掌握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伦理则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和行动基准。“政治伦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调节、调整人们的政治行为及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步伐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以问题为导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学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治伦理研究的经典范式及问题转向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伦理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基于政治和伦理的关系,由此对政治现象进行伦理审视与规制来进行研究。然而,这样的研究视角并没有真正从政治本身的真实逻辑来深入思考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学研究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在伦理的视阈之内对政治进行研究,寻找政治的道德正当性或者澄明政治的价值结构。这也是古典主义政治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如古典主义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所言,政治哲学自从在雅典时期形成以来,就具有亘古不变的内涵,即所有的政治生活都在追求着善的价值。他指出:“所有的政治活动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不让生活变得更坏或者让生活变得更好。”正因为政治本身处于价值的追寻之中,所以阐释政治的价值目的和价值标准就成为政治伦理的首要任务。另一条线索是通过政治与伦理(道德的)的关系来研究,利用二者的结合点、交叉点、互相作用点,形成交叉性研究,即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这种对于政治伦理的理解试图从道德理论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答案,或者通过政治生活的安排实现伦理的诉求。就政治伦理学来说,与其说它是一门应用性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门交叉性的新兴学科,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这样的理解更符合政治生活的道义逻辑。
  当然这种政治伦理学的致思结果,产生如下普遍性政治伦理问题:政体的伦理特征、政制的伦理属性、政治生活的道德原则、政治人的道德要求、公民生活的德性等。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作了系统论述,由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产生了“正义”观,把追求“善”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中国古代开启“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传统,形成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通过“孝”的具体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君臣之道”。可见,古典政治伦理学都是以“至善”价值理念为轴心来规范政治生活。不过中西方具有差异性:古希腊注重政治共同体生活的“正义性”,而中国古代注重政治人的“道德性”。中国先秦原始儒家所理解的政治伦理首先是对作为政治治理者的君王或天子的道德价值要求,而古希腊先哲所理解的政治伦理则首先指向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价值目标。这一差别是值得关注的,然而并未超出价值目的论的基本向度,或者说,它仍然属于政治与伦理的连贯性价值理解方式。
  经典的政治伦理学研究范式最终都走向了形而上学。无论是古希腊的“正义”还是传统儒家所宣扬的“仁爱”,都为政治树立了绝对的伦理价值。古希腊“正义”的背后,是自然秩序的安排。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虽然他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有着精细的区分,但都认为那些拥有理性最多的人应该占据最有利的社会地位。他们根据理性划分社会等级的最终理由就是自然秩序。儒家的“仁爱”也内含着相近的逻辑。儒家并没有从现实的角度论证“仁爱”的必要,而是以断言的方式解释其意义。孔子就对不同的弟子给予了关于“仁爱”的不同解释。在以后的政治言说和实践中,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没有对“仁爱”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经典的政治伦理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基础主义立场。对于政治生活,我们会构建一整套价值体系,但我们不需要对之进行证明,这一体系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而言更像是“信念”,不证自明。古典主义政治哲学家认为,这种完备的价值基础是政治生活的起点,离开它,我们将陷入茫然,也无从找到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依据。
  但是这样一种经典的、理想型、目的论范式规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模式,近代以来在西方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也就带来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转向。政治伦理学的问题转向主要有两个机缘。一是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或断裂。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中世纪之后,随着科技革命、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的兴起,理论思想家构建的政治和道德一体化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因为人们在具体的政治生活里面看到的是伦理和政治的分离,且是严重的分离。二是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古希腊哲人的这种政治伦理的连贯性价值理解方式,到了古罗马时代便受到律法主义思潮的挑战,一种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国家律法主义观念逐渐占据上风。至文艺复兴时期,马基亚维利在其名作《君主论》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它被视之为西方“无道德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without morality)主张的理论滥觞。无独有偶,中国到了先秦时期,周代以来的政治与伦理的统一性遭到了挑战。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将国家政治及其运作划分为“道”“术”“势”三个基本层面,甚至认为术、势才是政治的根本,以至于形成了后来的政治“厚黑学”,成为表面上非主流而实际上是政治人皆学的官场宝典。
  这种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或断裂,我们还可以通过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来说明。政治对“道”的疏远甚至背离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现实,随之出现的是政治与伦理的两分式理论思维模式的逐渐凸显。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的《政府论》显然将国家政治限定在政治权力本身的产生、运作和制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范畴。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利维坦》基于“丛林法则”提出了国家专制主义主张,人的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发表的《论法的精神》虽然并未脱离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基本价值理想,但它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政治之“道”,而是政治之“法则”原理。政治与伦理的两分随着20世纪末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出版而被明确地理论化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三个基本命题:“(1)作为政治自由主义之核心理念的‘作为公平的正义 ’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2)民主政治及其实施者民主政府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必须超越于各种‘道德学说’之外;(3)国家不是任何形式的伦理共同体,而是严格的政治组织,因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性,而不是公民美德甚或个人的美德。”罗尔斯认为对于原则和判断,需要经过“反思平衡”的过程。在任何特定的事件或者语境中,我们都要检验并且调整我们曾认为的普遍性原则,尽量让特殊情景下的道德判断符合普遍性的原则。所以对于罗尔斯而言,不存在无证自明的先验原则,也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则具有超越其它原则的优先性。在政治生活中,原则的达成取决于人们通过协商从“权宜之计”走向“重叠共识”。在现代多元社会背景下,经典政治哲学理论隐含着潜在的危险,比如宗教战争,任何宗教都宣扬善(除了邪教),并因此形成了关于善的理解的完备学说。但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所确信的教义和教条是绝对正确、不容任何更改且具有不可辩驳的优先性。那么我们就无法与其他的宗教主张通约从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宗教战争就不可避免。要规避类似于宗教战争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与其他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商谈,寻求关于善的共识,以此重构善的原则。这种政治哲学范式与经典政治哲学寻求善的完备知识的倾向大相径庭。
  经典政治伦理学所遇到的最强挑战是近代自孔德以来所兴起的科学实证主义。科学实证主体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知识”概念,认为“科学知识”是“知识”的最高形态。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知识不再如神学或者形而上学一样期待提供关于“为什么”的完全解答,而转向寻找关于“怎么做”的相关答案。实证主义发现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者们主张只有事实判断才具有科学性,社会科学无力为价值判断提供依据,因而要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一观点看,价值判断无非是描述了一种行为的倾向或者划定了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现代政治则出现了对于价值的排斥。政治的价值中立意味着,只有当我们摆脱价值倾向的干扰,才能对政治行为做出科学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伦理逐渐走出了政治的中心话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科层制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威尔逊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提出了所谓政治与行政两分的主张,即认为,国家政治关乎价值立场,而政府行政则应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使政府行政成为纯专业技术型的职能管理机构和服务机构,尔后出现的所谓“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源于此。
  政治伦理学的问题转向也是与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同步的。“应用伦理学是以研究如何运用伦理道德规范去分析解决具体的、有争议的道德问题的学问”。社会生活本身的道德问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唯一理由。西方应用伦理学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分析哲学土崩瓦解和元伦理学日前暴露出严重局限性的背景下兴起的。应用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西方兴起,标志着分析哲学中的元伦理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新实证主义看来,只有元伦理学才是真正科学的伦理学。其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与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开,主张对任何道德信念和原则体系都要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具有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其最大的局限性是价值中立和脱离道德实践。那么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兴起,除了分析哲学受到了挑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生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暴露出社会中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战争问题、政治革命问题、生命技术问题、科技问题、环境问题、“性革命”问题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需要伦理学家做出回答,这就是应用伦理学的产生的原因所在。
  但政治驱逐伦理的努力受到了普遍质疑,政治非伦理化被证明既不合理、也不可能。斯特劳斯指出,任何政治行为都无法完全割离价值。离开伦理的关照,社会学者们将无从证明为什么他们关于社会的构想是“好的”,而且任何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也必然带有某种价值倾向。任何社会制度的安排和政策制定,都是围绕着一定的价值理念所展开的。我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解比君权神授更具有正当性,是因为我们确认自由、平等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如果我们完全脱离关于“善”的维度,我们也无法回答为何废除奴隶制是现代政治的必要选择。所以斯特劳斯得出结论:(1)离开价值判断研究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2)拒绝价值的假设从未得到证明——这种假设认为价值之间的冲突不能由人类理性所解决;(3)政治生活的开展需要先定的“法则”,这些“法则”并不能由实证的方法所得到;(4)实证主义势必走向历史主义,而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矛盾,历史主义不会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形态,而且历史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依然要面对“什么是好的社会”这一问题。政治与价值的分离不仅从知识的角度而言缺乏可能性,而且会让政治沦为满足物欲的交易,正如卢梭所批评的:古希腊的政治家们总是强调规矩与德性,而我们只讨论交易与金钱。自卢梭之后,政治开始向伦理回归,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促成了政治伦理学的再次转型。
  社会生活的政治性凸现、政治问题的集中以及政治与伦理道德的不可分割性是政治伦理学问题转向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政治就是正义的治理,这是一个最高的伦理的概念,正义也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生活离不开政治,经济生活离不开政治,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政治,每个人都离不开政治。在政治的诸领域之中,都可以发现道德的逻辑,任何政治行为都含有道德意义,因为当我们开展政治生活,无论以何种方式,都逃脱不了一个终极价值关怀的问题。在社会文化多元趋势下,政治中的伦理矛盾更加凸显,政治伦理难题不断出现。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政治制度、伦理规范都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因此,我们较之以往遇到了更多的政治伦理难题,如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等。
  当我们说政治伦理研究的问题转向时,实际上是遇到了“问题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
  (2)政治生活本身的伦理问题,如政治忠诚问题、政治反对问题、政治发展问题、国际恐怖活动问题、公权力腐败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
  (3)政治伦理本身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行政忠诚与行政检举问题、政治伦理话语的重构问题、政治伦理的实践问题等。
  (4)“政治人”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德性问题、政治人的评价问题等。
 
当代政治伦理研究必须正视“中国问题”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正视中国政治问题,这其中的问题有两种理解,一是理论问题,或者说是命题,而另一个就是存在的不足。中国政治生活问题存在的诸多不足或问题也就给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与难题。
  (1)政党伦理问题。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如何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执政党,在中华民族复兴中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应遵循哪些诉求?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拥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可以说政党是一个阶级性、功能性很强的组织类型。政党总是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发出群体性的利益诉求,并且致力于实现利益目标。作为执政党,党的群体代表性和执政的公共性之间必然具有内在冲突。战胜这一冲突是党所担负的重要伦理责任。
  政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产生集体行为的组织。而执政党的公共性在于其必须突破集体的限制而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这意味着执政党不仅是公共生活的领导者,也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但是政党的公益性在现代社会遭到了巨大挑战。公共产品和服务要求处在政党中的每位个体都作出贡献。但在一个大的集体中,任何个体的贡献又是微不足道的。集体中的成员知道公共产品(公共善)的提供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选择,但这种物品(善)却会由所有社会成员分享。美国学者奥尔森(Olson)据此认为公共利益并不会自动地导致公益性的集体行为。在他看来,“公益性行为毋宁是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但是执政党的角色恰恰要求党员不能只追求个人利益。如果执政党成员唯个人利益是图,就必定会滑向政治腐败。这正是西方政党所面临的一大症候,也是我国政党必须正视和警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此问题有着深刻的洞见,从“为人民服务”原则的提出到习近平对于“治国理政”的系统阐述,我党都致力于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党员自我修养促使党员把人民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把个体利益与政党利益、人民利益有机结合。
  从政党的角度,我们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将维护和促进人民利益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从党员个人的角度而言,则面临新的挑战。政治与经济的融合是新社会环境下的重要特征。商业文明的发达一方面创造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经济政治化的冲动,即经济主体旨在通过掌握更多的公共权力而实现利益增长。在这种冲动面前,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机制选择保持党员先进性、纯洁性,是我们党承担的政治伦理使命。
  政党认同是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党的认同,能够帮助公民降低对于政治行为的质疑,增强政治自信。现代政治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政治特征,任何政治组织、政治领袖和政治行为,获得的认同度越高,就越具有政治合法性。公民的政治身份认同是建立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卡姆(Kam)研究发现,政党认同既可以影响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路径,又可以消除人们的政治疑虑。他指出,在美国政党政治中,那些分属某一党派的公民更加信任该党提名的候选人,倾向于确信他们所作出的政治承诺。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是引导社会建设、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提升政党认同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提炼并且让人们广泛接受党的价值理念。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在其中精炼表达了党的价值内核。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是实现政党认同的关键问题。
  (2)国家权力制约问题。在坚决反对“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权力制衡的有效性。权力制衡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都没有能够完美解决的问题。孟德斯鸠说:“一条万古不易的政治经验是,握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直到遇到某种外在限制为止。”因此,要想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对权力的行使进行一定的监督。权力制衡有两种模式,一是横向制衡,也就是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分开,但其实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三权同样可以合并,权力的本质是合谋的,如我们要保持司法独立,要保证公检法三家独立行使这个权利,但一旦这三家的权力掌控者相互勾结,腐败更容易滋生,因此横向制衡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横向分权制衡制度,是可以在个别省或地区进行试验的权力制衡结构模式”。另一种则是纵向制衡,这也就意味着权力制衡要加上一个原理也就是大权力要制约小权力,那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权力是无法制约的。在这一模式下,腐败问题始终无法根除。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行政人员通过权力寻租等手段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根治腐败就必须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而在纵向制衡中,公共权力的制约总是上交于更高级的权力,这就意味着处于最高层次的公共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只有将横向制约与纵向制约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才是国家权力制约的实现之道。
  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不能单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要实现权利制衡就得使政府等行政机关的权力和代议制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相统一,行政机关必须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并向立法机关负责,同时保证检察院、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依照法律来审判各类事情。
  (3)政治中的法治问题。在坚决反对西方宪政的前提下,如何确保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都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能有一个前提,掌握这个权力的人自己要待到这个笼子里面去,问题是谁来做笼子?所以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是谁来制定制度。这个制定制度的人,制作笼子的人本身也应该关到笼子里面去,而不是在笼子之外,这个才有效。因此我们要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谁来做笼子;第二是把什么样的权力关进去,谁来关。解决这一问题的要义在于保持政治权力与法治权力的独立性。这也是法治与法制的主要区别。在传统社会中,我国也有立法,但法律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法律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权威。问题在于,政治权力天然具有扩展的本质,特别是政治效率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政治权力的扩张。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权力扩张的本性,是实现法治的根本方式。
  日本学者大木雅夫提出“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的立宪制度安排的构想,“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确保宪法至上性和权威性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民民主制度,人民利益制度作为理论基础。同时,我国有着悠久的德治传统和丰富的道德资源,道德治理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社会秩序的隐形机制。如果说法律为我们提供了外在约束,道德则是提高人民道德、形成自律的内在激励。我们既要防止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制约,最终滑向人治,又要防止忽视道德建设而让社会失去人文关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将权力制约机制与道德约束机制相结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强化对政治权利的监督,以此从最大程度上来确保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
  (4)公民参与权的保护问题。在不照搬西式民主的前提下,如何确保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现在的西方民主制度,也不是很充分,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改进。但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如何保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公民参与权是有宪法赋予的,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各项法律不完善,公民对参与权的保障意识不够。
  公民要形成自觉的法律意识,意识到公民参与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宪法权利之一。公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积极地运用法律,将自身的参与权与国家法律相结合,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参与权利,同时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国家要创造条件,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正常实施,促进公民参与的有序和合法进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公民参与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的要义在于,社会和公民将分享更多的公共权力,在政治参与中分担更多的治理职能和责任。在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处于绝对的中心位置,国家权力无限扩张,国家权力呈现出从上至下的垂直结构。这种权力结构最终导致了政府权力的膨胀、机构的臃肿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国家治理则要求国家权力保持合适的限度,国家权力合理退让为社会参与留下更宽广的空间。以公民参与填补国家权力收缩留下的空缺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内在要求。在这种趋势下,公民参与不仅要求对于参与权利的维护,更意味着公共权力的重新分配。公民参与程度的深化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参与权利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内在张力。政府的有限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期待通过多元参与弥补政府决策的不足。那么,当公民参与结果与政府决策出现分歧的时候,如何实现政府的有效主导,也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
  (5)政治真实性问题。在坚决反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如何认识政治需要及政治监督问题。政治是一种需要,是公民的一种精神需要,然而目前学术界似乎很少有人提及政治需要这一概念。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人民群众不仅物质文化需要在日益增长,而且政治需要也在日益增长。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主要包括:政治安全需要、政治表达需要、政治参与需要、政治监督需要等。这四种需要归根结底是政治民主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必须执政理念科学,政治制度完善,办事程序公正,政治行为文明,政治环境健康,政治事务透明。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同时人民群众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力量,实现政治需要必须明确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而且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政治文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国家必须实行依法治国来保障政治的真实性,保障人民政治需要的实行。
  (6)政治行为技术问题。在坚持政治目标的至上性的前提下,如何认识政治手段的正当性、如何认识政治人的人品与行为。我们很多政治人的行为无可挑剔,这就能证明他一定是个好人吗?在现代政治伦理语境下,政治手段的正当性判断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手段是否合乎法律和制度规范,是否经过法定的程序。任何僭越合法程序,或者与既定法律条款、制度原则相违背的手段都将丧失正当性。二是公民的认同度。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另一来源。对于政治手段,获得的公民认同度越高,就越能得到正当性的证明。相对而言,对于政治手段第一条正当性标准的检验更为明确和简单,对于第二条标准的检验则更为复杂。任何政治手段的采取都会有特定的对象并产生利益相关者。而我们往往很难明确界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受到的政治手段影响也具有不同的程度。那么,如何划定政治认同的群体和范围,是我们认识政治手段正当性所面对的困难。
  对于政治人的道德,也产生了新的要求。道德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前提。我国曾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这一理念并不是要以道德取代法律,而是强调政治人的道德资格。对于政治人道德品质的关注也是我国的政治传统。早在数千年前,先贤们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命题,认为没有道德的人没有从事政治事务的资格。西方也是如此,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那些分有最多道德理性的人才能参与政治生活。那么,政治人应该具备怎样的道德?以往我们总是依据私德评判政治人的品质。这无疑源于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形态。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截然分开,私德的好坏已经不能成为政治人的道德判断标准,但是对政治人,人们还是有着更多的道德期待。政治人首先必须是好的公民,即能遵纪守法、遵从、恪守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此外,政治人应该怀有积极的道德姿态促进公益的实现。当前,一些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官不为。虽然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法纪和制度,但显然不能说他们具备优秀的政治道德。在强调政治规矩的同时培养政治人的担当精神、公共精神,是政治道德建设的重大课题。
  (7)意识形态问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坚持意识形态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的交锋不可避免。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治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表达着国家的意志,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在现代政治语境中,面临着三大困难。第一个困难源自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的共存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需要以包容的心态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在诉诸文化包容的同时,也产生了道德相对主义等错误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产生了对于权威文化话语的威胁。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下,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们试图在文化交往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于是出现了文化大众化的倾向。那么,在文化大众化的倾向中如何巩固、强化意识形态的权威,如何在多元背景中维护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根本性的政治伦理问题。
  意识形态所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在于西方文化的侵扰。国际间意识形态的对话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和尖锐。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交往主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形式出现(比如互派使团),那么网络时代的来临则让这种交往变得日常化。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交往对象。意识形态的交往已经成为全球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输出。毫无疑问,西方文化在国际层面的强势是一个客观事实。加之他们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商品全球化的流动为其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有力的载体。要抵御外部文化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根本路径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立足民族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凝练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构建坚强的价值内核,我们才能拥有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的根基与实力。在坚决反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同时,建立、培育、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必须肩负的历史任务。
  意识形态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的第三个困难来自民族特殊性与全球化整合性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统合性趋势。全球化进程内含着趋同的力量。意识形态建立在国家特有的历史、信仰、语言等特性中。而这些特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了严峻挑战。“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国际视野,也让很多原本属于民族和国内的问题上升为国际话题。随着人员和资源的国际化流动,国民身份逐渐被国际身份所淡化。国际合作的深化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的统合性力量,保持自己国家、民族的特性,提升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从而捍卫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政治伦理的又一难题。
 
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研究构想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研究需要确证政治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政治伦理研究的主题应当是人类政治生活,而非一般的道德理念,政治伦理的研究首先是针对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针对人类生活中的普遍道德问题,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是权利优先于权力,就此而论,现代政治伦理只能是人民的权利伦理,所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研究公民权利,要简单了解公民的历史演变:古典公民、封建臣民、近代公民与现代选民。公民的最初原型是古希腊城邦的主人。公民的希腊文polites由城邦polis衍生而来,是指有权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成年男性。古典意义上的公民是以参与城邦政治事务为主要权利和义务的积极公民(社会成员)。在城邦中,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但公民并不是指城邦中的所有居民,仅仅指根据出身而获得特权并因此具有参与城邦政治事务资格的成年男性。外邦人、奴隶、女性和未成年人都不是城邦的公民,因此也就没有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使用资格。
  从帝国时期开始的专制国家形态,在世俗生活中的国家最高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集中为专制君主所掌控。宗教力量的壮大使得上帝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拥有主宰人们信仰的最高权力。专制君主则是上帝在世俗生活中的最高代理人,因此也就同时充当了人们精神生活的最高领导者。此时受世俗与精神两种最高权力绝对支配的人们以一种消极服从和依附的姿态臣服于君王的绝对权力,就产生了臣民。臣民是专制国家中臣服于不受约束的极权、缺乏自主与平等意识以及自治能力的国民。
  如果说人民主权还是停留在道德层面意义上的理想学说,那么,宪政架构中的公民理念就是人民主权学说坐实为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的第一层级。所谓宪政国家就是实施法律主治、以宪法为限定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律的国家。在宪政国家中,作为集体概念的抽象的“人民”才得以具体体现为真正享有个体权利的公民。这里的公民不是仅仅具有象征性的宪法文献意义上的人们的总称,而是其权利、义务及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一切规则都不带附加条件地落实为宪法条文的宪政制度下的公民。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国家才得以实现,“选民”就是在公民已实现基本权利诉求时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民主性较强的国家中的选民不仅仅是指拥有并行使选举权的投票者身份,而更多地意味着公民从消极地为个体权利寻求保障发展到运用自身的能力和权利来积极履行公民参政义务或权利。
  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其统治的支配力量。国家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国家政权发生的政治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对内具有强制性,对外具有主权性,不允许外来干涉。其所表现的最高统治形式是国家主权,它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权力”,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政府权力来自于国家主权通过法律的合法授予。现代政府权力按照职能不同,一般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通常以宪法、法律等加以颁布,由政权机关保证其实现。
  国家权力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属于最高层次的权力。在传统政治伦理中,国家主权有着不容质疑的至上性,服从国家主权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在现代政治伦理视阈下,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普遍认为需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其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调整。传统政治伦理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包含公民权利,所以公民对于国家权力必须绝对服从。但近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公民个体在国家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的侵犯,需要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分界限。密尔(Mill)曾经指出了私人领域的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思考并表达思想,二是个人的品味以及关于自我发展的规划,三是与其他人的交往。他指出国家权力不应该干涉个人上述三方面的权利。罗尔斯也看到了个人权利被国家权力吞没的风险,提出个人拥有一些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即便以社会整体之名也无法剥夺。但是,我们也不能认同西方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公民权利优先性的论断。国家权力的行使在特定条件下难免与公民权利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在特殊情境中,公民权利的牺牲不但是高尚的,而且是必要的,如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的时候,甚至要通过牺牲公民生命的方式捍卫国家权力。所以,我们既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也要避免倒向个人主义或者国家虚无主义。
  (二)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突出“四权”
  政治伦理学体系的建构要以“四权”为核心,也就是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政治权衡、行为权变。国家权力是现代政治伦理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它往往是发生政治伦理关系的“基地”,以及由于国家本身强势的“恶”的性质,常常又是产生政治伦理问题的“主动方”。以国家权力为轴心的政治伦理学涉及国家伦理、政府伦理、政党伦理、阶级阶层伦理、意识形态伦理、民族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等。国家权力又与公民权利不可分割,没有公民权利的让渡,就没有国家权力,而面对即成的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又是被动的和渺小的,所以它是产生政治伦理问题“被动方”,正因为如此,保护公民权利就成了政治伦理提倡的最高价值目标。以公民权利为轴心的政治伦理学涉及到宪政伦理、公民美德伦理、人权伦理、社会治理伦理等。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平行关系,这其中就涉及到政治权衡问题,权衡就包含了制约与平衡两个方面。制约主要是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主要是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找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以政治权衡为轴心的政治伦理学涉及政治发展伦理、政治行动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政策伦理、权力制约伦理等。当然,政治权衡就是由政治主体的权变来掌控,这也就涉及行为权变问题,即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相对重的“人为”因素,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更加严格。以行为权变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涉及到政治行为伦理、公务员美德伦理、政治领袖伦理、政治集团伦理等。
  (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研究要以“三清”政治为轴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建设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轴心”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为基本元素,以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为基本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基础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必须首先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历史相伴随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政治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政治道德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政治道德人格的缺失和扭曲、政治道德教育失当等社会特征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为基本元素,吸收其中优秀的资源,加快传统政治伦理向现代政治伦理的转化。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为基本元素是从纵向角度吸收优秀资源,而以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为基本参照则是一个横向的对比,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美德政治伦理、神性政治伦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权利政治伦理等政治伦理观都能够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
  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干部清正也就意味着公职人员要忠诚、干净、担当、正直;政府清廉指政府廉价、高效、负责,权力的运行要透明、公正;政治清明指政治决策英明、政治程序透明、政治态度开明、政治纪律严明。干部、政府以及权力三者是现代政治管理的基本要素,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构必须三管齐下,三个方面同时推进,三者缺一不可。干部清正解决的是公职人员的个体问题,同时也是建设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清廉解决的是政府组织问题,是构建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关键;政治清明是解决政治宏观价值问题,是构建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核心。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同时也是一个递进发展的过程。
  干部清正是建设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础。作为公职人员的干部,直接影响着政治权力的运行,干部是否清正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干部清正意味着,首先,公职人员要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党和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其次,公职人员要正确处理角色冲突,时刻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公共性特质,廉洁奉公、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再次,公职人员要具备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最后,公职人员要秉持正直的道德品格,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为维护人民利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敢于仗义直言、秉公办事。
  政府清廉是建设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关键。清廉应当是对政府组织的本质要求。首先,清廉的政府是廉价政府。政府廉价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降低政府的行政门槛,二是减少行政运行费用,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其次,清廉的政府是高效、负责的政府。效率是任何组织的基本目标,作为主导性行政组织,政府也必然具有对效率的追求。政府效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令通达,任何人都处于行政命令序列之中,在理想状态下任一下属只接受唯一上级的指令,政策可以得到完全执行;二是有明确的决策部门、决策部门必须担负相应的责任;三是实现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散的平衡,既保证政府的有效监管,又要提高非政府部门的自治能力。责任政府则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权力使用的后果承担责任,敢于担责、敢于接受问责。再次,清廉政府是公开、公正的政府。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操作者,也是人民的权力委托者,所以政府对于公权的行使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人民拥有公权行使的知情权,维护、落实知情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作为制度、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一是通过公共资源分配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二是确保人们基于公民身份的权利平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被拉大,经济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处于社会有利地位群体聚集着更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在公正的社会中,社会发展的成果不应只由某部分人享有,而应为所有社会成员共享。“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政府的根本职能。清廉政府的建设是保证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的根本所在,这也是实现政治清明至关重要的一环。
  政治清明是建设以“三清”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核心。一直以来,政治清明都是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种健康状态,也是公众心中最好的形态。政治清明具体表现为政治决策英明、政治程序透明、政治态度开明、政治纪律严明,是一种良性的社会互动与和谐的社会共生的生态系统。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者相互独立,但同时又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清正是公职人员的立业之本;清廉是政府组织的本质要求;清明是公众对于政治生活的期待,政治清明的前提就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与此同时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够培育出更多的清正干部和清廉政府。   (四)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研究要致力于话语体系建设
  近年来,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知识边界不清楚。虽然说目前关于政治伦理的专著非常多,但实际上很多学者对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以及研究的边界、研究的方法并不完备,很多人都回避了这些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往往从谈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出发,而根本没给政治伦理学研究范围下定义,或者说很多人的研究都局限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来研究政治伦理学,这就导致整个伦理学的知识体系不完备,不明确。其次,研究方法比较陈旧。就目前而言我们对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基本还是采用一般的研究伦理学的方法,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一些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政治伦理学。然而实际上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应该要遵循政治本身的逻辑,来从中阐释伦理道德问题。所以一些规范伦理学的方法也就限制了政治伦理学的问题研究。再次,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话语体系,没有中国特色。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的研究都是通过文本进行研究和分析,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哲学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是这也仅仅是政治伦理学研究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开展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目前中国政治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形成,尤其是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形成,这也就导致我们政治伦理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以“问题导向”拓展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应当要具备历史向度、时代向度、中国向度、世界向度。从纵向上来看,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一方面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前人的思想当中吸取营养,同时也需要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调整自身的研究视域。从横向上来看,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要时刻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真正属于中国自身的政治伦理学研究视域,同时也需要不断扩宽自身的视野,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研究政治伦理,要具备大格局的意识。
  二是以“视域整合”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要以“问题导向”拓展视域,同时也要不断整合研究的视界,拓展研究内容。从研究视界上来看,正如前文所说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研究需要有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一样,其研究视界也要有中国视界和西方视界,需要同时吸取中西方优秀文化的精华,同时不断扩展研究内容,政治伦理、政府道德、公务员道德、公共管理伦理、行政伦理、公民美德等等内容都应当是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三是以“继承创新”形成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独特风格和中国学派。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需要具备中国特色,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形成中国独特的研究风格。这也就需要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解释系统作为基本话语,以中国独特的政治思想与智慧作为基本知识基础,以当代中国最生动的政治实践作为基本内容。(摘自:《求索》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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