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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希:抗疫精神的集体主义内涵

时间:2021-01-25 13:43 点击: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战略成果,形成的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其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集体主义”及其对“个人主义”的超越  
 
  关于“集体”这个范畴,在旧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普遍译为“集体”,而在2009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将其译为“共同体”。共同体作为一种有共同价值认同、社会组织有序的社会群体,目的仍是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集体(共同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作为社会解释和行动的最终单元,不可再分的最基本的解释单元,其区别在于:以个人作为解释依据还是以特定群体、共同体、集体为最基本的解释依据。
 
  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其衍生的自由、民主、平等,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东西,其根基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资产阶级要求平等,是用一定的政治法律形式来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平等,它保护的实质上是商品及其所有者的权利。“个人主义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念体系出现后,西方社会开始严重依赖这种信念体系”。结合成社会,是个人为了个体的利益而形成的一场合作的冒险。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社会关系,它不同于自主选择而进入的社会关系。它是“契约性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每个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建立起来的一个系统,加入这个系统,可使每一个体都变成其他个体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样的个体,“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作为手段而受役使,就变成了阻碍而非实现他人的目的”。“原子个人主义”(atomic individualism)哲学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是现代性区别于传统性的特征,其问题是现代性对主体独立性、至上性以及唯一性的强调。丹尼尔·贝尔看到:“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一个不时兴的话来说,它是精神危机。”
 
  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个人主义的这些局限并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也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并找到了科学的实现途径,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看,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的追求目标,而这个目标只有在联合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共同体的事业中才能实现,所以,社会主义的道德、集体主义的道德,不是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而是真正地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是在一种更加科学、完满的意义上达到了个人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尊重,对全面平等的保障。这是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内在联结。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经济私有制的要求,不是资本的逐利性的要求,而是公有制基础上的人的发展的需求。其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抗疫精神与集体主义原则  
 
  (一)集体主义要求以人民为核心,以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因而是“真实的共同体”的道德原则
 
  在突袭而至、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我们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大家庭理念,出于深深的家国情怀,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诠释了集体主义的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集体主义。我们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共同富裕,就是集体主义的鲜明体现。这样一种共同体和个体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一个体的实现,都既是共同体的目的本身,又是他或她自己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人的自由与解放必然要在共同体中实现。
 
  集体主义在中国有着“群”文化的土壤和基因。儒家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以“群”为重,个体不是孤零零的存在,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传统文化强调“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有着“家国情怀”的自觉,由对父母的“孝”作为德性的起点,百善孝为先,由孝而敬,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成长、融入社会的过程。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紧密相连,群体价值是个体价值的环境坐标,群体养育了个体,个体对群体负有责任和义务,个体对家庭、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个体的价值。个人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的存在,通过这些关系而“证明”自己的存在。由天然的血缘亲情始,要求人们从血缘亲情这种最朴素、最真实的情感出发,将父母子女的亲情之爱由近及远、层层外推为博爱,扩展到对宗族、国家、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中,这是一条从父子有亲到君臣有义,从兄弟有敬到朋友有信的链条。这也决定了个体的利益应服从群体的价值要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大疫面前,国人能够以大局为重,遵守号召,使自我防护防疫的理念深入人心,身体力行。
 
  (二)集体主义要求个体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和遵守
 
  共同体,作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被认为是“超个人的真实关联结合在一起”,人的联合是一个活的整体,其中整体和部分相互依存。这样就需要寻找“使个人行为相互协调的统一性因素”。共同体,作为社会的不只是规范秩序,还有价值认同。一个“共同体的良好运转正是取决于对这些有关忠诚、照顾、得体、文雅,乃至‘品味’的法外规范的遵守,而绝不单单是由于法规范的保障”。国家的良好运不仅取决于法律规范,而且与伦理文化氛围密不可分。
 
  共同体是基于价值认同而凝聚起来的具有共同目标和行动方向的社会群体。在以现代性公共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的独立性兴起,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公共生活领域拓展,公共性成为显著的特征。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独立的个体如何有共同认可的一致性的行动。共同体,基于价值认同的基础,由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成员基于共同的目标而分工合作,个体的主体性表现在自觉承担起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成员应有的社会责任上,是对自己义务与责任的“觉解”。“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在这次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遭遇战中,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卫生防疫需要每个人的遵守和配合,面对生死考验、长时间隔离带来的巨大身心压力,人们以各种方式为疫情防控操心出力。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使“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得以有效运行。我国“人民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集体主义,作为共同体的道德原则,要求个体认同、内化并践履这一品格,成为其遵守者、维护者、捍卫者。人的仁爱之心,是推己及人的能力。抗疫中的模范人物表现出大爱无疆的关爱守护,表现为白衣天使逆行出征,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舍生忘死挽救生命。很多医护人员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挽救了感染者的生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体现了我们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三)共同体是实现个体幸福的保障
 
  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国家成为坚强的靠山。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疫情面前,打响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尽全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全力护佑生命,呵护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我国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印证了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显示了国家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形成了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对疫情严重的地区实施对口支援,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显示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四)共同体的价值观有着道德相通的人类情怀和友爱观念,由己推人,由一国而及天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基于共同认可的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利害相关的地球村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密切,经济、文化互相影响,风险也随之而来,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地球村中,我们秉承道义,勇于担当,大道不孤,大爱无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本着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原则,以中国发展助力世界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体现。
 
 
  作者简介:高国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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