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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路:生命至上 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时间:2021-01-25 13:51 点击:
一、生命至上是主体觉醒的思想结晶 
 
  早在殷周之际,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就创作制度、革新文化,创立了以德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精神气质。这种肇始于殷周之际的人文主义精神经过西周时期的发展充实,最终在春秋时期达至兴盛。先秦诸子掀起了关于天人之别、人禽之辨的讨论,人开始从神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万物的种群中独立出来,这一切都昭示着人的自我觉醒。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甲骨卜辞的记载情况看,当时殷人凡事必求神占卜,从战争到疾病莫不如此。在这种神秘氛围下,人并无独立性可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春秋时期的先哲高擎人文主义大旗,开始张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当孔子说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时,人就不再匍匐在天神的主宰之下;当孔子说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时,人就不再沉陷于鬼神迷信之中。正是意识到天人之别,人才能够作为大写的“人”挺立于天地之间。人的主体觉醒不仅体现在天人之别的论述中,还体现在人禽之辨的讨论中。作为世界上的众多物种之一,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何在?身为先秦儒家的两大代表,孟子和荀子都给予这一问题以重点关注。孟子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差别甚微,但也正是这微小的差异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与孟子相同,荀子也特别提到人与动物的区别,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根本之处是其有人伦之区分。无论是孔子对天人之别的认识,还是孟子、荀子对人禽之辨的关注,都意味着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阶段之后,实现了主体的自我觉醒。正如《礼记·礼运》中所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当人意识到自身聚合了天地灵气而成为世间最宝贵之生灵时,生命至上理念自然萌发出来,这是中华文明自殷周之际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必然结果。
 
二、生命至上是仁爱思想的核心内涵 
 
  在人的自我觉醒之后,对人生命的重视、对人价值的弘扬、对人尊严的呵护,就成为先秦诸子的普遍共识。《论语·颜渊》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曾问何为仁?孔子回答“爱人”。作为孔子仁学思想的传承者,孟子也曾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而“爱人”则是仁学思想的意义原点。在诸子时代的文献中,“仁”与“爱人”的意义连接已是俯拾皆是,诸如《荀子·议兵》之“仁者爱人”,《韩非子·解老》之“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大戴礼记·主言》之“仁者莫大于爱人”等。这些例证无一不在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仁爱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亲爱,以及对生命的无限珍重。
 
  《论语·乡党》记载的一个故事正是对这一仁爱思想核心的完美呈现。据载,孔子家的马厩失火,孔子的第一反应是急急询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在孔子仁学思想中,人不分贵贱,即使是养马的仆人,都有着平等的、弥足珍贵的生命,这绝非马的价值可相比的。因此,孔子问人而不问马体现出的正是其仁学思想中生命至上的核心内涵。孔子之后,有儒家亚圣之称的孟子继续秉承这一内核,并发展创新了仁学思想。孟子力图为“仁”寻找一个更坚实的内在基础,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此而有了极具创新的性善论。在对性善论的论证中,孟子举了一个重要例子,借此来说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基本论点。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现在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那么人人都会产生惊骇恻隐的心情。孟子举这一事例的目的即是要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而这种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就根源于生命至上理念。小孩的生命危机是引发观者恻隐之心的关键,换而言之,没有这种生命至上理念,就不会有恻隐之心的生发,也就不会有性善论的成立。因此,生命至上理念是仁爱之情生发的基础,在孔子、孟子仁学思想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三、生命至上是民本思想的理论根源 
 
  儒家仁学思想建立在生命至上理念所引发的“爱人”基础之上,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爱民的民本思想。与“爱人”相同,爱民的理论来源同样是生命至上理念。这其中的意义衍生逻辑关系清晰明确,正是因为心怀天下苍生,所以才会以苍生为念、以生民为本。在这个意义上,当子贡提出“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论语·雍也》的疑问时,孔子对这种爱民、保民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赞:“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这种成就已不仅仅是“仁”可以涵盖的了,而必须用“圣”来赞美。在此基础上,孟子发展了自己的仁政思想,并基于生命至上理念,将“不忍人之心”作为仁政的理论基础,提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孟子提出了“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主张,这与《庄子·天地》所说的“爱人利物之谓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历史上看,以民为本的思想渊源甚早。在孔子、孟子之前,《尚书·五子之歌》中就已经出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言论。当然,这一篇文献的可靠性是存疑的。不过,即使如此,以民为本思想最晚到西周初年也已经出现。在《尚书·周书》中,周公屡屡提及“保民”,如“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王应保殷民”(《尚书·康诰》),“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尚书·无逸》)等,都是周公训导周人的言论。所谓“保”者,按照传统注疏解释即是“安”。因此,周公所说“保民”,其意便是安民,这无疑是以民为本的直接体现。周初之所以会产生保民思想,主要是周公等人对“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的认知,对黎民之艰辛的悯惜。基于同样的情感根源,孔子给予“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爱民举措以极高评价。这些民本思想都建立在生命至上理念基础之上,是对人的生命最大程度上的护佑,是对人的尊严最大程度上的呵护。
 
  先秦诸子时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作为源于这一时期的重要理念,生命至上是人实现自我觉醒后的思想结晶,是中华仁爱思想的核心内涵,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根源。总而言之,从先秦到当代,生命至上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当前,生命至上理念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得到全面彰显,成为伟大抗疫精神的重要内容,感召着一批批白衣天使奔赴抗疫前线,全力护佑着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作者简介:张永路,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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