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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常柱, 马佰莲 |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现代科技及其伦理边界

时间:2021-06-22 10:16 点击:
  经过数百年发展,发端于17世纪的近代科学,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现代科技。这一现代科技以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核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代表,深入地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影响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其影响看,现代科技一方面通过提高改造自然、制造物品的能力给人类带来无尽福祉,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释放破坏性力量,将人类带入了灾难重重的"风险社会"。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必须从"风险社会"视域重新审视现代科技的本质及其所引发的伦理关涉。为此,本文试图从"风险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出发,系统考察现代科技的本质特点,揭示其既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严峻科技风险的"双刃剑"本质,进而阐明现代科技所催生的五大伦理关涉,划定现代科技的四条伦理边界。
 
一、现代科技的本质特点
 
  时至今日,现代科技早已获得充分发展, 并正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力量,人类却难以做到完全知其然和所以然,难以精确地认识和把握它的本质及特点。
 
  尽管如此,为阐明风险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的价值关涉,我们仍须对现代科技的本质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探讨,并给出尽可能明确的回答。一般认为,科学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手段;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提供可能,技术则将可能变成现实,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以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和实践形式,而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则是法国启蒙哲学家狄德罗所谓的为某一目的而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不过,在现当代,科学和技术的上述学理分野正在日渐消失,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体化趋势,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统一概念已被社会各方所认同。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快速增强,已经走出通过渗透、扩散到生产力要素之中而发挥作用的旧有模式,走进了先有科学、后有技术、再有生产的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新模式。
 
  在这一模式之下,科学和技术无疑都分别成为了"大科学"和"高技术"。"大科学(big science)" "高技术(high-tech)"两个概念均起源于美国,前者用以说明现代科学技术变化之巨大、人类社会已从小科学时代发展到了大科学时代;后者则用以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科技成果应用周期不断缩短、技术更新不断加快、科技作用日渐凸显,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高技术时代。从"大科学"视角看,科学早已摆脱了旧有的独立形态,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开放式的大系统。在此系统之中,各个学科的科学研究正在摒弃旧有的门户偏见、壁垒意识,呈现出协同作战的局面。因此在社会管理层面,科学研究不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活动,而成为一项社会事业,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从"高技术"视角看,高技术呈现出三"高"特征,即高智力、高投入、高增值。高智力,是指技术的发展以高深的科学理论和最新科学成就为基础,体现着当代技术的最高水平;高投入,是指现代技术活动以高昂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提,需要有强大的国力和经济基础做支撑;高增值,是指现代技术一旦成功地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即可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大科学、高技术背景下,科学和技术高度融合与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系统。可见,现代科技是人类社会继承传统科学和技术概念的本质内涵,使之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基于一定的目的构建起来的集科学创造、技术创新、科技应用、效果评价于一体的知识运行复杂系统。
 
  上述分析表明,现代科技尽管从传统科学和技术发展而来,但却有着不同于传统科学技术的本质特点。对于这一点,学者们早有研究。比如,许智宏、黄小茹将现代科技的特点归纳为四个:其一,知识总量剧增;其二,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其三,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程度愈加深入,学科交叉使传统学科界限变得模糊,新的前沿领域不断产生;其四,支撑现代科技发展,需要高的经费投入[1]。大致而言,这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对于本文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更好实现研究目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社会风险视域下将现代科技的特点归纳如下:
 
  一是两极化。两极化,是指现代科技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综合化的两极特点。专业化是指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专业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了各个学科的高深学问;而综合化则是指现代科学各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及新兴学科的大量涌现。20世纪中期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跨学科特性日益明显,学科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尤其是现代的纳米技术、生物工程、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技术等与认知科学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促进了新兴学科的大量涌现。现代科技的两极化特点,一方面推动了科学研究的程度愈加深入,另一方面也使科学研究的领域愈加广泛。
 
  二是一体化。一体化,是指现代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深度合作,并积极与社会生产密切融合,从而形成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特点。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和技术早已走向了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发展模式,并与社会生产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科学的发展推动新技术应用的产生,而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科学理论的产生,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的彼此互动。于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广泛而深入,人类攻克科研难题的周期大大缩短,现代科技发展加速,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正在大幅度提高。
 
  三是目的化。目的化,是指现代科技发展总是围绕一定利益和目的进行的特点。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种职业或行业部类,其研究与发展总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现代科技的目的性首先体现在其所追求的知识目的上,其次也体现在它所提供的利好和服务上。目的性特点,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迫使现代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帮助人们在自然界中不断扩张与索取,尽可能广泛地发现和利用自然资源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就此而言,现代科技正在"作为社会管理模式而起作用,它传播特定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已成为一种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最高体现和表达手段"[2]。
 
  四是竞争化。竞争化,是指科技主体为使自己在现代科技的研究与发展领域占据并保持一定优势地位而展开竞争的特点。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竞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科技发展不平衡,现代科技的研发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总体上大于机遇,极容易陷入被边缘化的命运。其二,世界各国在科技研究与发展方面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并没有完全否定合作,而是在竞争中亦有合作。比如,一些国家为保其在科技领域的先进性和垄断性而强调保护知识产权,严格控制前沿科学技术,同时又在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等重大高科技问题上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二、风险社会与科技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现代科技一路高歌猛进,一方面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将人类带入风险社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科学技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生产力的过度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黑暗面。"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结合在一起"[3]5。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释放出来的破坏性力量,迫使人类社会不仅要面对"财富分配"的社会冲突,还要面对"风险分配"的社会冲突。
 
  有鉴于此,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态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3]10。在贝克那里,"风险"概念不再指称16、17世纪欧洲早期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所逐渐形成的"冒险、危险"等意义,而是一个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贝克认为,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4]。由此可知,贝克在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风险之间划出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告诉我们:在传统社会中,风险一般来自外部,是外部风险,尽管这种风险后果严重,但由于经常发生而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是可以计算、可以预测的;与此不同,现代社会则不仅要面对传统的外部风险,还要面对因自身知识能力的提升、科学技术进步和信息量扩大而出现的一种新型风险,即"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或者"人造风险"。人造风险不是来源于自然界,而是来源于科学和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5]114。对于"风险"含义的上述嬗变,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吉登斯(Anthony Gidens,1938—)等人都曾作过详细论述。卢风指出,在卢曼那里,"风险和危险(danger) 分离源自现代性的社会特征,实质上源自这样的一个事实,影响人类活动的绝大多数意外是人为的,而不仅仅是上帝或自然设定的"。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许多风险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例如生态灾难(ecological catastrophe)和核战争的风险"[6]。
 
  由上可知,在"风险社会"视域下,"风险"主要指称由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而产生的风险,即科技风险。对于科技风险,许多学者们做了分类。比如,钱振华将科技风险归为两大类:其一是人为性风险,即"人造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自己的决策,重要的是现代科技发展;其二是制度化风险,源于当代科技风险固定责任的缺失,同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与科技的结合密切相关[7]。再如,吴翠丽将这种风险归纳为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和潜在风险三大类。其中,外部风险是指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无节制地掠夺而造成的风险;内部风险则是指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而造成的人类自身的问题,即导致人性的异化、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精神的萎靡,人逐渐成为技术系统的一个环节,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潜在风险是指现代高科技领域正在进行的一些科学研究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8]。从现有研究看,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科技风险已成为严重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后果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s),即"一种膨胀的物质欲望阻碍着人际合于情性的交流,只讲究经济利益合理性的一面,而淡薄于人际关系,致使人类情感维系欲坠,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人生信仰缺失、人生价值目标不明确和人生理想的追求淡化"[9]。
 
  上述分析表明,科技风险,即人类在研究和应用科技中所产生的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形成根源。本文从时间、存在、性质、范围四个层面,将科技风险的基本特点概述如下:
 
  一是现代性。现代性是指科学技术风险的现实性特征。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5]1。因此他认为"现代性大略等于工业化的世界"[10],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11]。这就是说,吉登斯的"现代性"不仅具有"工业化"的维度,也具有指向17世纪之后历史的时间维度。我们知道,工业社会是传统的封建社会价值普遍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和等级而成为社会原则的社会。因此,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科技风险的现代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特点,是指17世纪之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推行工业化的产物。
 
  二是灾难性。灾难性是对科技风险作出的定性判断,是指科学技术总是在应用中出现"作为未知和意外结果"的巨大灾难。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方面,人类如果能像上帝那样拥有全能、至善的力量,那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一切都能够在人类的掌握之中,也就无须担心什么科技风险了。然而,人类不是上帝,也没有上帝的全能、至善的力量,尽管他们确实有能力利用科学技术干预自然、开发自然和改造自然,但却无法根本上排除其干预、开发等行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灾难性后果。比如,人类社会凭借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利用自然,却同时也带来影响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生态型灾难。总体上看,现代工业化偏重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的是对自然的无偿占有和奴役,也由此决定了科技风险的灾难性特征。
 
  三是普遍性。普遍性是指现代科技带来的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悖论的世界。于此世界之中,我们看到,与任何现代性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旨在享受安全和富足生活的机会,同时这一制度也暴露出现代性的阴暗面,即暴露出现代科技体系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风险。在大科学、高技术时代,任何国家或团体都不能完全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不能完全控制科技风险爆发的区域和范围。总之,在全球化的今天,科技风险早已成为全球化现象。
 
  四是深远性。深远性是指科技风险对于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刻持久性。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加快了创造财富的步伐,使得现代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但同时其释放出的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力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风险。从现实状况看,科技风险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核技术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是一道永久难以抹去的阴影。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从第一颗原子弹制造技术开始,到空间技术、高速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等的广泛应用,我们始终都处在严峻的科技风险之中。这些风险一旦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其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影响也是深远和持久的。
 
三、科技风险的价值关涉
 
  日甚一日的科技风险,迫使人类社会重新审视现代科技与自身的价值关系。毫无疑问,现代科技作为重要的物质手段,为人类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同时其所导致的科技风险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峻的价值关涉,比如科技风险"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阻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进步的问题"[12]。概括来说,科技风险引发的价值关涉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现代科技与既有道德的关系层面。一般而言,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特殊规范的总和,是一个社会的最普遍的价值观,更是人类社会建设、维持其基本关系的价值向导,因此人类社会的基本行动都要接受道德的指导和规制,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所以,在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纯粹的满足个人好奇心的科学技术认识活动几乎成为不可能,当前人的科学技术活动必然涉及公共生产与公共生活,必然会对社会、集体、组织和其他个体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毫无疑问,都应该是一种有统一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约束的道德实践活动"[13]30。但实际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却往往力争规避种种道德"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带来各种不可预知的严峻风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科技的研究、发展的手段问题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尤为突出。比如,21世纪初,利用活体胚胎进行干细胞研究就在美国社会中导致了科学技术与既有道德的严重冲突,以至于美国政府曾被迫做出了终止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决定。
 
  二是现代科技与环境安全的关系层面。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的环境。现代科技不同于传统科技,其根本目的在于随心所欲地控制自然世界,因此必然以无限追求对自然世界的控制力和征服力为目的,而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科技工作者研究与发展出来了现代医疗技术、现代水利技术,甚至核武器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而现代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所需要的日益增长的资源。于是,在近两百多年的征服和索取中,自然环境遭受破坏,产生诸如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枯竭、土地沙化、物种减少、臭氧层空洞等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出现,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强化了现代科学技术与环境安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迫使人类社会重新认识和思考现代科技的本质以及其与人、自然环境的关系。从现实性上看,世界财富连年增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极度高涨,科学技术的征服能力日趋增强,因此,对自然的干预程度也会日渐深入。如果不加以控制,在可预见的未来,现代科技与环境安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会进一步激化。
 
  三是现代科技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层面。现代科技重视技术创新,重视财富创造,而在资本的逻辑下,科学技术的"物化"现象则带来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形成了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的严重冲击。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早就敏锐地指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其最大危险就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将人置于物的统治之下,剥夺了人的自由。于是,在现代人这里,康德提出的关于"人是目的"的观点被抛弃了,人成为了手段工具。比如,在二战期间,日本细菌部队731就曾进行人类活体实验,而在这些灭绝人性的实验中,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就丧失了生命尊严,成为地地道道的工具。有鉴于此,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指出:科技专家的"技术迷恋症"有可能与人道产生矛盾,"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14]。因此,萨顿力倡科学的人性化,认为"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15]。
 
  四是现代科技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层面。当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越来越突出的时候,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就会进一步膨胀,而掠夺式开采就曾一度成为人类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最荣耀形式。然而,好景不长,人类的种种努力和付出却制造了一个报复自己的对象,科学技术由此又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带来了人际正义和代际正义等诸多问题。对此,刘大椿等就明确指出:"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主体的交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主体间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时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人们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16]比如,在中国社会中,人人平等,均有共享自然资源、科技福祉的权利,同时又承担着在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维护和促进他人生存和发展的义务。然而,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却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功利主义的泛化,纵容了人们的过度消费,忽视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包容了科技不道德行为, 而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冲击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五是现代科技与食品安全的关系层面。在现代社会,添加剂技术早已与食品结下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现代食品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就是添加剂技术的产物。然而,与此同时,食品安全问题却由于这一关系的持续深化而凸显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无一不与作为现代科技的食品添加剂相关联,而食品添加剂技术也成为牟利、违法、伤害,甚至是毒品的代名词。实际上,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不只是食品添加剂技术,还有农业转基因技术、农药技术等。我们知道,技术是"将知识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实际目标,或应用于改变和控制人类的生存环境。技术包括材料、工具、工艺以及电力资源的利用以使生活更容易或更舒适,使工作更有效"[17]。作为价值选择,上述食品添加剂、生物转基因等技术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一种资本的恶性逐利行为,它们的发展与应用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自身的行为,还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四、现代科技的伦理边界
 
  现代科技风险的特点表明,需要划定清晰的伦理边界去规范现代科技发展。从关联逻辑看,现代科技之所以带来风险问题,根本之处在于现代科技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与人类社会结成的辩证关联,即现代科技的传播、创新、应用和评价关联。在这四个环节中,科技主体如果能够坚持求真、求德、求善、求公的精神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那么就可以筑起消解乃至消除科技风险的伦理防火墙。有鉴于此,伦理边界,就是针对现代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等环节提出的,以"真""德""善""公"为基本内涵的伦理要求。分述如下:
 
  一是坚持"真"的伦理边界,确保现代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的真理性。之所以要为现代科技划定"真"的伦理边界,其根本之处在于一切科技实践活动都要以"真"为基础,没有"真",没有真理性知识,就没有现代科技,从而也就没有现代科技的传播、创新、应用和评价。所以,"真"的伦理边界是保障现代科技健康发展的重要伦理支撑。概括而言,"真"的伦理边界包含如下三项内容。其一是"真"的科技情感。这是要求要培育科技主体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科技情感。科技情感对科技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力,是现代科技诸实践环节能够坚持真理性的内在动力。列宁曾强调:"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8]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具有"真"的科技情感,科技主体才能更好地坚持真理。其二是"真"的实践标准。这是要求现代科技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实践标准。现代科技实践活动,是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是科技主体将其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科技行为,必须以尊重规律为前提。因此,科技主体在其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等实践环节中应坚持"真"的实践标准,做到实事求是,不来半点虚假,做到主观认识符合客体本质和规律。其三是"真"的纠错机制。作为一项探索性的人类事业,现代科技活动具有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有的错误对现代社会的危害与影响都是巨大的。这就要求现代科技应构建百折不挠、知错就改的"真"纠错机制。具体而言,这一机制就是要求以"真"为伦理标准规范现代科技的传播、创新、应用和评价诸环节,确保现代科技的真理性。
 
  二是坚持"德"的伦理边界,确保现代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的道德性。"德"即道德,作为精神力量,对于科技行为主体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传统意义上,一般而言只有科学家才能成为科学活动的主体。但在现代科学技术建制化背景下,无论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还是社会公众,都有可能成为科技主体,参与到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等实践活动之中。所以,在对科学技术高度依赖的现代社会,"德"的伦理边界对于应对科技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求所有科技主体都应坚持道德修养,形成"德"的科技品质。在高度功利性意向下,科技主体尤其是一些著名科学家,在社会角色上几乎都属于在政府、某家工业企业,或者一所大学等机构拿薪金的雇员,而他们为了维持生计极有可能被迫作出违背科技伦理的事情。从伦理角度看,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科技主体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其次,要求所有科技主体都应践行道德要求,作出"德"的科技行为。现代科技具有很高的风险性,极容易在失范的情况下形成科技风险,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为此,现代科技应制定并践行相应的道德要求,对其目的、过程、手段等实施伦理审查以确保道德性。此外,科学家及其共同体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应自觉践行道德要求,使自己的科技行为符合伦理标准。最后,要求所有科技内容都应符合道德标准,具有"德"的科技内涵。现代科技是以"真"为基础的,但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却是一种"善",是一定社会群体的主体性选择,也就是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中,现代科技早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带来的科技风险也已成为所有社会成员都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一事实则凸显了道德要求对于科技内容选择的重要性。
 
  三是坚持"善"的伦理边界,确保现代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的人民性。"善"的伦理边界,是指现代科技的传播、创新、应用、评价过程中要强调"善"维度,坚持现代科技的人民性。之所以将"善"确立为现代科技的一条伦理边界,根本原因在于一切现代科技实践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特质,而凸显"善"的伦理意义,其目的就是保障将现代科技自身的功利性转化为造福于人民的功利性。概括而言,"善"的伦理边界应包含如下三项内容。其一是"善"的人民立场。现代科技早已"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生产力系统的各个层面,成为维持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最主要因素"[13]6,其功利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以高铁、特高压输电、新动能转换等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因此,以何种方式发挥它们的功利性无疑成为现代科技的伦理诉求。对于中国而言,现代科技的应用和传播必须坚定"善"的人民立场,确保现代科技的人民性。其二是"善"的福祉指向。历史早已表明,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对全球生产力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系统已经高度融合,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力量。然而,就人类生存而言,现代科技无论如何重要,本质上仍然是手段,因此这里的现代科技是促进人类福祉、维护人类尊严的科技。所以,要求现代科技坚守"善"的福祉信念就具有了重要意义[19]。其三是"善"的规范要求。在"大科学""高技术"背景下,现代科技早已成为具有强烈工具性目的的职业,其为谁服务的目的性十分明显。此外,由于主体多元化事实,现代科技为谁服务的目的性显得更加复杂。在中国,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现代科技的根本价值诉求。因此,坚持"善"的规范,是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坚持"公"的伦理边界,确保现代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的正义性。现代科技之所以应背"私"向"公"确立伦理边界,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现代科技早已以其功利性特征为武器,全面渗透并影响到现代生活;其二是现代科技正在与权力、市场相结合,在官僚化和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根据军事和商业要求重塑自身的特征。从人类福祉看,为现代科技划定"公"的伦理边界就成为时代的必然。概括而言,"公"的伦理边界应具有三点内容。其一是"公"的科技目标。毋庸讳言,现代科技是人类社会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自觉行为。这一特点注定了现代科技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等环节总是关涉科技主体的利益追求,而"公"的伦理边界是确保现代科技之正义性、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措施。具体而言,这里的"公"就是科技目标符合人民的整体要求,在自由民主的机制中确立现代科技的目标。二是"公"的科技过程。这是指现代科技的所有实践活动都应在公开、透明、可监督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其实施目标的正义性。经验告诉我们,魔鬼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的。现代科技的非正义性也往往是由于某些非正义性因素渗透于某个科技环节造成的。因此,"公"的伦理边界明确要求现代科技的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等所有环节都应坚持公开、透明原则,都应自觉接受伦理审查。三是"公"的科技评价。这是要求以"公"的伦理标准评价现代科技成果,为现代科技划定伦理边界。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人类赢得对现代科技进行道德评价、实施监督的权利,从而能够褒扬科技道德行为、谴责科技不道德行为,纠正和扼制个人不符合"公"的伦理边界的科技动机和行为。此外,科技伦理应深入科技实践活动并着力解决其伦理问题,而且也只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彰显自己的生存权和生命力。
 
结语
 
  历史证明,现代科技在其发展与应用过程中,不仅显示出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作用,而且也一直在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力量,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严峻的科技伦理问题。所以,人类社会必须牢记:现代科技带给我们幸福,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科技风险。要消除科技风险,应对科技伦理问题,就要为现代科技划定清晰的伦理边界。
 
  为科学技术划定伦理边界无疑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大事情,而且这样的大事情总是要基于一定价值立场和伦理观念来实施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也不例外,也必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自己的价值立场,重新认识现代科技及其带来的严峻风险,并划定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边界。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坚持并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判断,因此现代科技也早已多维度、多层面地渗透于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之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见证了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伦理风险和伦理问题,甚至于将中国社会推进至"风险社会"之中。为此,中国社会应努力清晰地划定现代科技的伦理边界,给予现代科技以充分的伦理关怀和监督,确保现代科技的真理性、道德性、人民性和正义性。
 
  当然,为现代科技划定伦理边界,目的不是遏制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是确保现代科技的发展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从伦理角度强化对现代科技的关怀和监督,评估和防范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风险,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在提防科技风险的同时否定现代科技。事实上,在强调科技伦理的背景下,的确存在一种否定现代科技的思潮。这一点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作者简介:  王常柱(1965-), 男,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马佰莲(1965-), 女,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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