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交流园地 > 学界交流 >

曹刚 | 灾难伦理:多难真能兴邦吗?

时间:2021-07-29 22:19 点击:
  疫情此起彼伏,尚未停息,多地又暴雨成灾。多灾多难的时候,常听到的话是“多难兴邦”。问题是,多难真能兴邦吗?如果这是个科学命题,答案当然是未必,因为多难和兴邦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这是个道德命题,类似于“玉汝于成”,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在磨难中成长壮大的道德期待。
 
一、国家因救难而生
 
  1、人是脆弱的。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有思想。尽管帕斯卡尔重在弘扬思想的高贵,但他道出了一个事实,人的生命是脆弱的。生命的脆弱性与思想的坚韧性一样,是人的存在论特征。如果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那么滔天的洪水呢?那么肆虐的病毒呢?
 
  2、人的脆弱性需要通过社会和国家的坚韧性来克服。人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贯穿于生老病死的一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表现在各种天灾人祸之中。正是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才需要彼此依赖,只有彼此的关心和照顾,才能活着并且活得更好。这种彼此依赖和照顾的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只要破坏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每个人都难以独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这种关系又如此地脆弱,它不能自发地得以维持,反而会在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遭到破坏。正因为如此,有思想的人们成立了共同体来维护和巩固这种依赖关系,用社会的坚韧性来克服个体的脆弱性,由此而有部落、家庭、村落、社区、社团等各种共同体。脆弱的人们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对付大自然的威胁和外部敌人的战争,才能应付各种天灾人祸。但小灾小难可以靠家庭、社区的合作互助来克服,一旦大难临头,因为这些小共同体自身的坚韧性不足,无法独立应付,这就需要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成立更大的共同体,由此而产生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产生也是救灾救难的需要。
 
  3、救灾需要垄断性的国家权力。美国学者魏特夫曾提出“治水国家”的学说。他在《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治水国家”、“治水政权”等诸多新概念,试图证明治水工程对专制主义国家权力产生及其强化的作用。魏特夫的论断自有可商榷之处,但他揭示了灾难对于垄断性的国家权力的需要。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当重大灾害的发生时,社会便陷入攸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垄断性的国家权力以及强有力的领导者,可以更准确地预知风险的来临,更有效率地收集信息并准确地判断情势,更负责任地在复杂的情形下做出决断,更强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更大范围地集中社会资源,更全面地实施灾后重建。
 
  总之,国家因救难而生,当然也可以因为救难不力而亡,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一重含义。
 
二、团结才有力量
 
  2021年7月20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投票表决,同意新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解释是:“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需要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无法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我发起提议,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要更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
 
  团结是一种紧密而牢固的社会结合状态。把人们紧密而牢固地凝结在一起的纽带有三根:
 
  1、以集体意识为实质的精神纽带。在加缪的《鼠疫》中,帕纳鲁神父做过两次布道。第一次布道在鼠疫初期,这天大雨倾盆,听者云集。他说,上帝降灾是为了让你们反省,如果不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生命和事物,麦秸会比麦粒多,死人会比活人多,被招去的人会比被拯救的人多。在这布道中,他是以警示者的面目出现的,这时的他还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们是你们,我是我,他与灾民的关系不过是宗教和道德的代言人与被惩罚者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二次布道在鼠疫中后期,死亡人数与日俱增。帕纳鲁加入志愿者小组,并且在布道的前一天目睹了七岁男孩因患鼠疫而痛苦死去的全过程。布道的这天冷风萧瑟,听众稀少,帕纳鲁的语气却变得异常柔和。他说:“几个月来鼠疫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多次看见它坐在我们的饭桌上,爬上我们所爱之人的床头,在我们身边行走,等待我们去上班。但是在一切事物里永远有值得记取的东西,最严酷的灾难对基督徒来说仍大有裨益。”这次布道的称呼不再是你们,而是我们。这个转变意味深长,灾难面前,不再有你、我、他之分,而是同舟共济的“我们”。这个“我们”的观念就是集体意识。其实,无论是面对新冠疫情还是郑州暴雨,都需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心”就是以集体意识为实质的精神纽带。换言之,“我们”意味着灾民的共同身份意识,这时候,一切社会的等级身份都被遮蔽;“我们”意味着合作共生的共同目的,我们的集体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大家都活着;“我们”意味着敬畏生命的价值共识,在价值排序中,生命与安全居于优先和基础的地位;“我们”意味着集体主义的道德共识,集体利益包含并超越了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具有如此内涵的集体意识是把人与人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只有这样,才能万众一心,战胜灾难。
 
  2、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物质纽带。“我们”在一起,不只是心往一处想,还要劲往一处使,使劲的动力来源于利益,劲往一处使的动力来源于共同利益。事实上,任何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公地悲剧”寓言,说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自私自利而不加约束,就会自取灭亡,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里的“公地”寓意丰富,可以泛指一切对大家共同生活有好处的东西,可以是草地,也可以是森林,可以是共同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可以是社会的制度规范,甚至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应该说,灾难之中的人们可以最敏感地体会到这种共同利益之所在,因而也具有最直接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无家可归的灾民可以找到遮风避雨的处所,食不果腹的灾民可以得到温饱,身处险境的灾民可以得到救助,如此等等。有一句俗语叫抱团取暖,抱团才能取到“暖”,反过来,因为有“暖”才会抱团,否则,又抱啥子“团”呢?可见,“暖”就是利益,就是好处,这种共同的好处是社会团结的现实纽带,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携手同行在风雨路上。
 
  3、以互助友爱为内容的情感纽带。加入“我们”,也不只是利益计算的结果,还是情感的需要,社会结合的紧密和巩固,缺不了共同情感的纽带。人不只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需要关心,需要爱,需要安身立命。在风雨飘摇的灾难面前,这种根于人类本性的情感是息息相通的。大江健三郎谈到莫言的《秋水》时,感同身受,他说,这是一种 “在暴风骤雨和大洪水中被惊吓得目瞪口呆,想要设法存活下去的柔弱无力之人的,在整个地球范围内所共通的情感”。确乎如此,当人们的家园在灾难中被毁坏的时候,对归属感的渴望更加强烈,当人们手挽手涉过艰难险阻的时候,手足之情的体会更深,当志愿者奋不顾身,对陷入困境者施以援手的时候,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当四面八方的援助物质源源不断汇集到灾区的时候,爱把灾区与非灾区的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郑州雨灾中,有家叫鸿星尔克的企业火了,该企业默默地向河南灾区捐赠5000万元物资,于是,大批消费者第一时间涌向了鸿星尔克的直播间。在抖音,“鸿星尔克品牌官方旗舰店”和“鸿星尔克官方旗舰店”两个账号22日直播销售额总和达到1.37亿元,“鸿星尔克鞋服”23日直播销售额也超过了5千万元。在淘宝,平时只有几千人围观的鸿星尔克官方旗舰店直播间,22日的人数达到201.7万,23日更是达到了882.6万。鸿星尔克的老板憨厚地要求大家理性消费,其实,这里的消费已不是经济消费行为,而是一种爱的传递,自然不是经济理性所能够解释的。当然,灾难也会带来恐慌、焦虑、愤怒、质疑等消极情感,这些负面情感如果发酵,难免会销蚀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情感。因此,用积极的情感取代消极的情感,才能使社会结合更巩固,更紧密,才能使人们“心连心”抗灾救灾。这也是在灾难面前,人们更需要正能量的宣传和报道的缘由吧。
 
  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战胜灾难,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二重含义。
 
三、团结才有明天
 
  风雨过后是彩虹。灾难社会是非常态社会,灾后重建自然是要恢复社会的常态,而且要加强社会和国家的韧性,以应对与人类社会如影相随的灾难,这一点在现代风险社会里尤其重要。社会和国家的韧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其中,团结的伦理精神无疑是其灵魂。但问题是,如何从灾难社会的团结转化为常态社会的团结呢?
 
  1、用求同存异来重新阐释集体意识的内涵。灾难社会里,集体意识是容易达成的。但灾后重建后,灾民的身份认同意识淡化了,各种等级身份和社会角色又重新浮现出来;集体行动不再以共生为唯一目的,而是有了多元的目的;因为生命没有了急迫和普遍的威胁,价值优先性的排序有了更多的可能;权利意识的恢复也对灾时集体意识有了反思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确立社会团结所必须的那根精神纽带,即集体意识呢?我以为,必须从三个方面来重新阐释集体意识。第一,强调集体意识中的“集体”是真实的集体。这里的 “真实”并非描述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规范意义上的真实。在描述的意义上,所有现实的共同体都是真实的,但在规范的意义上,只有求同存异的集体才是真实的集体,也就是说,这样的集体既能代表和维护成员的共同利益,也能容纳和保护成员个体的自我利益。第二,在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时,集体主义不但对“我”应当如何行动有所要求,而且对“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也要有所要求。当集体主义作为个体行为的道德原则时,它强调“我”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当集体主义作为集体行动的道德原则时,它强调 “我们”应该尊重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基本人权,并应该公平分配因为合作而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第三,集体行动是基于共同信念的多元主体为实现集体利益而开展的行动。这其中涉及了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其中内含了主体间的维度,这意味着集体主义不但要调整集体与个体的纵向关系,也要调整多元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如果说,在纵向关系上要求以集体为重,那么,在横向关系上,就要求以对方为重。
 
  应该说,经过重新阐释的集体意识对于现代社会团结极其重要,一方面,它避免了通过压制个性来讲社会团结的弊端,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小群体式的团结,使一种普遍的、开放的社会团结成为可能。
 
  2、用实质平等来夯实共同利益的基础。灾难中的人们常有两种角色意识,一是灾民意识,在灾民的观念里,受苦受难都是老天惹的祸,只怪命运不济,多少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二是难民意识。在难民的观念里,灾难不只是天灾,而且还是人祸。受苦受难不是命不好的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公的问题。一般而言,灾民在抗灾过程中,乐于接受社会的援助,乐于配合政府的措施,并在灾难过后,乐于参加灾后的重建工作。与此不同,难民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会质疑政府的措施,会追问灾难的责任,更会指责社会的不公,并且会在灾后重建中持续这样的诉求。当然,这里的分类只是理想型的,现实情境下,受灾者都混杂着这两种意识,只是强弱不同而已。显然,难民的诉求有其合理性,如果在灾后重建中,不能回应这样的诉求,就埋下了社会分化的隐患,并最终撕裂共同利益的纽带。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在灾后重建中,要倾斜性地保护那些因为灾难而雪上加霜的弱者的利益,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他们享有基本的生活标准、经济福利和安全保障。第二,对灾难中为了配合政府抗灾措施而付出各种代价的灾民,给予公平的补偿,并给予荣誉上的承认和肯定。第三,要对城市规划与建设、救灾应急体系与运行、灾害管理思维与机制等等社会治理系统进行系统反思、检讨和改变,并追究失职者、渎职者的责任。
 
  3、用友谊来接续社会的情感纽带。灾难中同舟相济的一体感,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在灾难过后的正常社会里,一切又复归原初。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社会交往的中介更多地是契约,契约关系是一种工具性关系,主要是利益的计算,而少有情感的慰藉;契约关系是一种规则主导的关系,法不容情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由此,如何在陌生人的社会里,还保有心心相通的情感纽带,是社会团结所面临的又一难题。很多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给出的方案,是通过“友谊”来接续现代社会的情感纽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友谊在诸种社会情感里,是一种平等的、开放的、理性的情感,并内含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责任逻辑。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至少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个人要待人友善。先不要以恶意度人,要心怀善意,在社会合作中,愿意先付出,在社会冲突中,先让一步。当然,这里不排斥在恶意欺人的情况下的对等报复。二是加强社会志愿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志愿组织是现代社会传递友爱的重要机制,在各种志愿组织中,慈善组织又是表达和传递关爱的最恰当方式。三是通过立法等法律化手段,在宏观层面上营造互助友爱的制度空间。譬如通过制定《公民文明行为促进法》来弘扬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就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倡导见义勇为、抢险救灾救人、无偿献血以及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扶老、助残、救孤、助学、赈灾、医疗救助等行为。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有段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谁说不是呢?但只要团结,就是春天,就有希望,就有国家强盛昌明,人类兴旺发达的明天。这或许就是多难兴邦的第三层含义吧。
 
(责任编辑:宣教部)
------------------------------------------------------------------------------------分隔线 ----------------------------------------------------------------------
  • 上一篇:曹刚 | 教育伦理:好的高考与坏的高考教育
  • 下一篇:马永庆 | 传统美德之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因根脉
  • 
    招聘启事 | 交通指南| 企业邮箱

    中国伦理学会网站系统 京ICP备1102479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415号

    中国伦理学会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zlmishuchu20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