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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庆 | 传统美德之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因根脉

时间:2021-08-07 10:06 点击:
  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具有历史继承性,但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转化与创新,这是优秀传统道德的生命力所在。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角来说,道德的发展是既坚持真善美的本然,又不断与现实融合的过程,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共同存在于一定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并发挥作用。中华传统美德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更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把握好中华传统美德之善对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滋养,使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有机地融入现代道德建设。对于传统美德之善,本文主要是从“善性”“善德”“善举”三个方面加以认知。
 
一、传统美德之“善性”润泽新时代公民向善心性的养成   
 
  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善,有吉祥美好之义。《说文》:“善,吉也。”其本义是“良”“好”。传统美德之所以能够从古至今传承千年,最为重要的就在于崇德向善。向善表现为溯善、崇善、敬善。
 
  溯善,即从人根本属性的视角对善寻根溯源。对人自身的认识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在不断探讨的问题,古希腊哲人们提出了“人是什么”的哲学问题,我国先贤们则从人与禽兽的区分谈人的问题,进而提出人性的根本所在。“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有理性、有规则、懂得以文明或曰好的方式对待一切。他们认为人的本心、本性是一样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有的认为仁爱与善良是人的一种天性,有的则从后天生成的视角提出了培养善性,达到圣贤之域是人生的目的。尽管对人的本性有善恶之说,但德性主义人性观即性善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是持性恶论的人,也认为善是人们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向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们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致良知’是圣人教人第一义”(《王阳明全集·答欧阳崇一》)。只要尽心知性,就可达圣贤之域。虽然有些理想化,也有些唯心的界定,但是这种心性之学恰恰点中了人性的实质所在。人之为人,需要尽心知性,人有义,人有善心,才能为人,“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与动物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有无德性或善心,传统主流文化几乎把善与人性相等同,而且是以我们民族特有的方式来理解人性,从善的起点出发,修身养性,达到更善更完美的理想人格。
 
  崇善,就是把善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人既是“一个个体”,也是“社会存在物”。人作为社会人,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必须有爱心,这体现在对人待物的态度上。人要有善性,既表现为对人有仁爱之心,“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又要做到节用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爱人,是做人最为基本的要求,也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责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如何去爱人呢?我国先哲的意见是要由亲到疏、由近及远,从爱亲做起。“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孝悌是仁的根本。对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爱,维系的是亲情,由此而推己及人,兼爱他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建立一种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熟人社会。“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泛爱众,使自身能够成人以仁,社会达到大同世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大家相互施以爱心,就会消除隔阂,凝心聚力,形成社会的合力。人还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因为“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要与天地合,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能想着征服自然、主宰世界,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只有如此人才能真正成其为人。天人合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敬善,就是把善敬奉在自己的生活中。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社会就是人与人的各种活动过程的集合,人“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如何与人相处呢?传统美德要求与人相处“和为贵”,与其他人打交道,且要能好好处下去,自己首先要有诚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诚是做人应有的本性,即真实好善,表里如一,不自欺。以诚待人,言行一致,为仁由己,反求诸己。与人打交道就是要以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别人,“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与人相处就要把善融入到人与人的一切交往中。与人为善,善意成为人们关系的黏合剂,“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四书集注·论语·学而》),对他人释放善性仁心,使人们感受到浓浓的诚意和关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宽以待人,按照忠恕之道,换位思考,让他人感受到自己的爱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对人宽容、宽厚,不要事事苛求于人。仁者能够致中和,持中道,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淮南子·汜论训》)。
 
  从人的本性上说,崇德向善是人们从古到今的信念追求,仁心爱意同样是当代公民所要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有对自己族人的善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有以小家庭为核心的人性关爱,商品经济时代在金钱至上的冰冷面纱下也有着人性的温情脉脉。到了近现代,人类已经摆脱了蒙昧、野蛮、初始的状态,进入一个文明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人性又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是否还需要一种善性的维系?也许有人会说现代社会虽然需要善性,但更是一个契约社会,需要敬畏规则。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进入更为高级的层次是必然的,而且现代社会公民的仁心善性,必须能够体现是一种更深层面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社会人的属性一定是且只能是善性,而不是其他!崇善向善是人的基本属性,正如孟子所说的,若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历史长河荡涤、历练的人们,其心性需要不断消除从动物脱胎而来的胎记,使自己的人性成熟完善。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彰显人性而清除兽性,坚持善性是其中的举措之一。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保持人所特有的善性是现代社会的需要,更是人之为人所必需的。
 
  在社会生活中,人无非需要做好两件事:待人与处事。就当下人的关系来说,无疑比传统的农耕社会要复杂得多。市场经济使人们“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努力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把控自己的欲望,很容易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一切,暴露出弱肉强食的凶、残、暴、狠的兽性的一面,如同霍布斯所言,人们为了私利而争斗,呈现出“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能够克服市场经济自发竞争引发的种种弊端,并且能够不断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也要提升人们的自身素质,以使社会的文明程度更好更高。维系当下社会人际关系必须有一种全新的爱,新时代公民需要做仁者,要以善心、爱心对待人民、对待祖国、对待家人、对待他人。公民的善心首先是一个公心。公,平分也,也有公正、公义、公共等意,亦即恢宏大气的仁爱之心,爱而无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最突显的爱心就是忠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把爱给予祖国和民族,是一个公民最为基本的要求和应具有的善性。新时代的公民需要有国家情怀,“一种内在的、彻底的义务论不外是由于自由的理念而是必然的,由此是现实的那些关系在它们全部范围内即在国家中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我们的伟大事业,需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正确地处理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消除种种猜疑误解,同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关爱弱势群体,维护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需要自觉遵守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对自己家人的爱维护的是一种亲情,履行的却是一份社会责任,家庭生活中尊老敬贤,长幼有序,教子有道,以义事亲,男女平等,夫妻互敬互爱、互诚互谅,邻里友善互助,辞让仁爱,形成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建立相帮相携的社区环境。以人道待人,仁民爱物是当下我们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古今相通、人兽相异的人的天然本性。正是善性使人们能够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异于禽兽,并能够使自然属性慢慢地社会化,“层出不穷地超越自己”“把那偏私有限的自我与价值转化为无限的善”。
 
 二、传统美德之“善德”催发新时代公民规则意识的生成  
 
  从本体的角度看,中华传统美德之善是一种善德,善事。道德的本质属性是一种规范要求,在此意义上传统美德就是人们需要传承和把握的人伦规则。善德表现为尊礼、明礼、修德。
 
  善德之德,“德者,得也”(《管子·心术上》),德即得。德在于把握人伦之理,亦即得道或崇礼,因此从“礼以定伦”的视角,善德可为尊礼知礼。善德就是要好好待德,“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一种社会的等级制度,也是道德规范,是人们步入社会履责的基本要求。尊礼就是对礼要有崇敬之心,有畏惧之心,即要从心底对礼或规则有敬奉之意,因为人要在社会中立足、要有所作为,必须对社会规范有所敬畏,言行符合礼道之规,“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人自身的安危,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秩序都需要有礼的协调与规范。为人懂得礼道,能够顺利地踏入社会之门,就可逐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同时,“礼者,理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二),社会生活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人在社会中生活需要有一种制约,“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待人处事,需要有礼的规矩,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尊礼还要知礼,就是懂得社会生活中有哪些规则要求,每一规则的性质及适应范围等,“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管子·五辅》)。知礼就是不断学习,把握各种人伦纲常,使礼成为自己心中的大德,才能成就大业,“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法言·吾子》)。
 
  明礼是守礼持正。礼是划分或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职责,也是现实社会做人的基本标准和发展方向,所以是“人道之极”。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注重人伦规范的建构,既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需要,也是社会管理的要求。传统美德中有着对人们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较为详尽的规定,包括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直至个人品德等不同的领域;也有着从人性、人生、到家国与个体关系、天人关系等方面的层层处理说明;更有着个人在德性、公私、义利、生义、为人、克治、存养等方面的礼约。遵礼,首要的是心中有“道”,心中有“义”,正确地把控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文言传》)。任何时候需明辨义利,坚持以义为上,以义制利,见得思义,“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下》),且有义则有利。“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恪守礼法,约之以礼,行义安命。人生活在社会中,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注重自己言行,“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管子·白心》)。以理导欲,居仁履道,舍生取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有欲望、需求是人的本性,欲不可去,但要取之有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而且为了道义可以舍去一切。疾恶知耻,上善若水,明辨是非;人要知耻,“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做人做事,以礼为矩,“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牧民》),公忠无私,正身直行,坦荡仁厚。在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中,处理好公私关系,“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心底无私天地宽,凛然正气,“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修务训》),谦逊辞让,礼以治躬,待人以宽。为人,需要有一定之规;为善,需循一定之道,正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为善需要有一定的方法,对人自身来讲就是修性克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修德,通过修身养性,把外在的“礼”内化于心。修身即为省察克治,不断向内用功,检点自身的不足,勇于解剖自己,严于律己,做到慎独。“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礼记·中庸》)。得道才能化于社会,而得道必须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时时处处从自身找问题及原因所在,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见不善而自省,以圣贤为理想人格,以道德典范为榜样,努力向上向善,积善成德,善养浩然之气,以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善德就是要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做到内圣外王,成为圣贤之人,当然修德也是一个过程,需要人们不断把社会伦常要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信念,即从道德他律到“慎独”。从志于学,到立于礼,经过不惑、知天命、耳顺等发展阶段,最终至不逾矩。这是人们良好道德品质不断成熟、成长的与日俱新的过程,“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
 
  传统美德中的善德,浸润在华夏子孙的血脉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也是新时代公民所要传承并形成的基本道德素养。一个社会需要有基本的规则体系维持其正常运转,即“由那些不预设任何特殊善观念的原则所支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想要的任何东西、或者能让人高兴的任何东西,都是善的”。每一个公民只有按照规则行事,才能保持自己更好地融入社会以及实现个人利益。就此讲,新时代同样需要道德规范加以维系,人们也需要承袭“道德基因”,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文化允许它的成员能这样轻易地摆脱道德规则的权威性”。敬畏规则,遵德敬礼,是新时代公民的道德必修课。公民的规则是与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现实的人、社会的人,都需要担负相应的使命和职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对每一个公民提出的要求,旨在使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公民以相应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的言行,明确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是应当履行的义务责任,哪些是我们需要摒弃的恶行陋习,确立新时代的社会责任意识。
 
  一定意义上,传统的礼乐制度为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创新转化的思想资源。旨在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道德礼乐,是与古代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内含着对人的不尊重和人格的践踏,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需要我们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扬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在不同的领域或因人们所担任的角色的不同,每一个人所承担的职责、使命又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身上有着不同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还要遵循着各种规则要求。担当好自己的各种角色,首先要养成规则意识。虽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着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公道的规则是基于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自由地认可的原则”,但是自由又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制的,需要遵循社会规则行事。我们担当的公民角色不是自主选择的,也不是可随意取消的,更不能随意挥霍这一角色的荣誉。公民只有形成规则意识,把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责任感,才能成为现代社会公民。一定意义上,规则意识、责任意识与现代化是并存的。崇礼、知礼、尊礼、行礼是当下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传统美德之“善举”助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实现       
 
  中华传统美德之善更是指人的善举、善行,即要为善,也就是履善、持善、导善,要从行为上体现善心、善德,使道德理论转化为道德实践。
 
  传统美德中的善并不只是一种范畴或概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重行、力行,注重知行关系的处理是传统美德的重要特征。善性、善心,得道,需要通过“行”体现出来,“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知行是合一的。古代先哲们较好地诠释了如何理顺知礼与行善的关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人们只有把握了礼的真谛,才能更好地做到善行。“知之深,则行之必至”(《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任何“知”都是以“行”为目的的,因而,人们要把功夫用在道德实践中,在习行中提高道德品质,在行为中展现出高尚的情操才值得人们敬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墨子·贵义》)。
 
  传统美德中的善举或善行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为善的举动,亦即遵循道德要求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历史上一直作为传统文化内核,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善行,既包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社会交往中的待人之道,也有着职业劳动的遵规尽责,还有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如有为母治病亲尝汤药的刘恒,尊亲爱弟的舜帝,清朝康熙年间礼让乡里的“六尺巷”等;以道交友,尊礼守信,谦恭辞让,有千古传诵的至交知音俞伯牙与钟子期,东汉人郭汲不失信于孩子,明初文学家宋濂谨守诚信,刻苦磨炼,成就大业;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兢兢业业,有扁鹊、孙思邈、李时珍等仁心仁术流芳百世的名医,吴兢唯实修史书;还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买卖公平的商家店铺;自立自强,躬行践履,笃志奋进,有东汉高官杨震清廉自律留“四知”,匡衡勤奋好学、凿壁借光,遂成大学;北宋大儒张载学风笃实、注重践履,其“横渠四句”激励后人;等等。这种善举体现了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人的角色责任履行,也是对人尽心知性能力和素质的增进。
 
  另一方面,传统美德中的善举是指人们啧啧称道、交口赞誉的道德行为,是为他人或为社会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如传统美德中的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关爱他人,解危救困,扶弱济贫;崇教兴学,济世安民,造福百姓,体国恤民;大爱无疆,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为国殉身;大公无私,励精图治,除暴安良,御侮平寇;等等。就此讲,善举就是国家应该大力弘扬的道德精神,是人们需要学习仿效的典范榜样,也是社会所需要树立的正气。戚继光平倭卫国,林则徐虎门销烟,明代苏州知府况钟两袖清风、整顿吏治、核减重赋,东汉时期五原太守崔寔教授民众纺织、以避寒冷之苦,海瑞持正不阿,包拯秉公执法,范仲淹忧乐天下,顾炎武疾呼尽责兴国,颜元提出利济苍生等,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在向人们推介名圣贤人的义举善行,他们表现出来的救助弱小、侠肝义胆、惠爱乡党等善举,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为自己确立的向善目标和生生不息的道德理想。这也是“德”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即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的现实,而且要使自己不断进步、不断升华,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这种善举不仅是个人修为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一种价值导向,强化了中华传统美德的理论醇厚、价值亮度、实践韧性,增强了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传统美德中的善举承载着民族发展的动力,更是中华腾飞的助推器。褒奖善行,树立道德榜样,是强化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举措。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自己时代的责任要求和精神境界,“它需要一种对使命的坚强信心和完成使命的责任感”。新时代呼唤伟大精神,社会需要鲜明的价值取向,各个领域都需要先进典范的榜样引领。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当下社会利益关系有了较大变化,也出现了社会原子化的倾向,即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逐渐疏离,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加大,社会失范现象频发。面对这种状况,如何调整人们的心态,强化社会的凝聚力,形成人们的合力,是当下的重要工作,因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我们“每个人都从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而得益”,而且是“互益互补”的。在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需要树立道德正气,以引领社会风气。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需要培育洋溢新风、举止文明的先行者,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慈善人,见义勇为、帮扶弱小的好心人,关注天人和合、净化环境的环保卫士,敢于为国担当、胸有大爱的民族脊梁,遵规守纪、懂法护法的合格公民;职业领域应该有敬业勤业、履职尽责的职业操守,尊重声誉、保持初心的诚信品质,公道正气、平等待人的职业规则,守岗尽责、换位思考的服务意识,精益求精、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家庭领域需要营造爱家持家、和睦友善、尊长敬老、慈幼育童、健康简约、温馨有序、互敬互谅的家庭氛围,使人们在家庭中成为好父母、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媳、好婆婆、好姊妹、好兄弟;作为个体更是需要把自身打造成品格优良、境界高尚的合格社会公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传统美德之善举的滋养。古代典籍中所说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既是古代圣贤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新时代公民不断追求的道德境界。
 
  当然,新时代与传统农耕时代的“礼”或道德规范有着本质的不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一种全新的体系和要求,是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将传统美德赋予其时代内涵和要求,代表着时代发展的做人方向和人格标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人们更加注重“行”,完成时代赋予人们的道德使命重在建设,重在践履。一是道德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性及对社会的价值。这既是新时代对道德文化的要求,也是道德自身性质所决定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完成了有史以来的新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在走向强起来,社会利益关系呈现了主体及需求多元化的特点,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不仅要科学地总结概括新特点,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的道德理论,更需要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四个自信,使包括道德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真正强起来,使中华民族软实力包括道德文化真正“强起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纲领性文件的出台,为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道德理论需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视阈,认真把控新时代社会利益矛盾对道德的挑战和机遇,构建义务和权利的平等、自我牺牲与利益补偿、道德关怀与现实利益的实现机制。致力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融合成一体,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从而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四、传统美德之善现代转换的几个认知维度
 
  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有其内在的依据、融入机制和实现路径。
 
  首先,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体,二者是对立的又是有机联系的。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在传统和现实碰撞冲突与相依相融的过程中,立足所面临的现实,梳理自己走过的历史路程,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传统与现代首先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因为浸染于自然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中华传统美德,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大相径庭,与现代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华传统美德只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现时代只能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又告诉我们,任何文化的发展又是前后相继的,传统美德与现代文化又不可避免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人类社会是传统、现实、未来的统一,历史就是传统与现实相互作用的过程,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相融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现代化不是在白板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美德在现代化中不断地沉淀并融入现代社会中,促进着社会的发展,对现代化中的方向、进程进行着一定的修正。传统美德与现代化既是碰撞冲突的,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看不到它们的冲突就是否认历史的辩证法;忽视了其中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就抹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与衔接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不断发展而来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不管你是否了解传统美德,也不管人们对传统美德持什么样的态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传统美德的影响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无论你是跳出传统看传统还是从现实看传统,都不可能绕开传统谈论现实问题;而且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定意义上现代化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
 
  其次,中华传统美德融入现代化的内容。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既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美德的认知过程,也是传统美德对现代化的适应过程。任何一种文化包括其优秀的成分,“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传统美德中的“优秀”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文化成分;另一方面是在当下现实中的“优秀”,即传统美德对当前社会的推动作用。对在历史中有过积极作用的传统美德,既要分析其历史价值的大小,又要认识到它有无现实意义。对在现实依然发挥正能量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把握其质与量的价值,因为传统美德也会有一些杂质存在其中,需要以辩证的态度理解优秀传统文化。如知足常乐,既包含要求人们不要贪欲、永远乐观等积极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成分,与激励人们拼搏开拓是相矛盾的。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现代化也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对其作用要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传统美德对现代化的作用,只能从现代化发展过程的部分或局部上去认识,传统美德不会从根本上决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也不可能从整体上左右现代化道德建设,传统美德只是作为现代化整体中的某个方面发挥作用。传统美德无论多么优秀,如果不能与现代化接轨,不能与现代社会融合在一起,那它永远是传统的、过去的。传统美德对现代化的作用,正是使自身有机地嵌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使传统的东西转化为现代要素,如谦恭礼让是中华传统美德,在今天又要按照现代人际关系的要求而发挥作用。现代化是在对传统美德继承与扬弃中发展的,传统美德又是在现代化发展中改变自身并融入现代化的,对其作用的认识不能是单向度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化是在对立中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不能仅仅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有作用,而忽视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发展。没有现代化的创新改造,传统美德只能是过去的东西,其作用力只是停留在社会的浅层。当然没有传统美德的滋养,现代化也会失去发展的厚重内力。
 
  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的过程极其复杂,会遇到多种因素和方方面面的挑战,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实现和发展前景。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首先要有一个与现代主流文化的融合问题,即解决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衔接、转化及发展。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结合,就是要注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使其有效地嵌入现代思想体系。传统美德还要处理好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作为本土文化,传统美德无形中对外来文化有拒斥的性能,但是传统美德要融入现代化就必然与外来文化相接触,需与多元文化交锋交融。因而要对多元文化进行准确的分析辨别,不断清除其负面影响,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道德文化。认知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相互作用,既需要从理论的层面把握其逻辑理路,弄清包括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又要从实践操作的角度解读如何做、怎么做的内在规定性。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4期

  作者:马永庆,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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