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 道德里的灰色

在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头上的星空”属于自然世界，“心中的道德律”属于道德世界。人生活在这样两个世界之中，灰色是生活世界的一种颜色，在自然世界，它存在于黑白之间，在道德世界，它存在于善恶之间。认真对待道德里的灰色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

 

1. 人性的底色是灰的

 

要说道德的色彩，还得要从根上说起，也就是从人性说起，《论衡·本性篇》有曰：“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那么，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或者说，是白的、黑的还是灰的？

最有名的童蒙读本《三字经》开头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如何理解“性本善”？ 

第一，“性本善”是说人生来就是善的吗？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生活经验和道德常识。我们只要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譬如《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可体会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从他所刻画的种种人物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人性深处交织的善与恶，尤其是人性的阴暗面。难怪高尔基说他是“恶毒的天才”，鲁迅则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是灵魂的拷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所以，把“性本善”理解为生来就是善的，是错误的理解，在人性的实然层面上，人性有善有恶，人性善恶混说更有道理。

第二，把“性本善”之“本”理解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征。这是通常的理解，貌似有道理，其实也不通。试问，人作恶的性质和程度也是禽兽所远远不及的，为什么不能是性本恶？事实上，如果人生来真有区别于万事万物的本质的话，那只能说是人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人生而自由，可以选择善，也意味着可以选择恶，所以，人性是可善可恶的。可见，从人的本质属性上说，可善论的观点才是对的。

第三，把“性本善”之“本”理解为本来应该的意思，即人性应该向善，这是在应然的层面上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魔鬼和上帝争斗，战场就在人心。”这场战争应该是上帝战胜魔鬼，光明战胜黑暗，白战胜黑。否则，人类就没有未来。事实上，这场战争贯穿了人类的延续和发展过程，并因此产生和积淀了独属人类的道德基因。孟子说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谓“端”，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道德基因。没有这样的道德基因，人类也不可能绵延至今。所以，在人性的应然层面上，向善论是立得住的。当然，向善而成人并不容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要使危者安，微者著，既需要内在的修德养性，也需要外在的制度约束。

尼采说，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所认识到的世界的深度,正是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复杂性让他吃惊的程度。如果说，人性不再是黑白分明的，那么，这个世界也不会是黑白分明的，人性是灰的，这个世界的人和事就是复杂的。

鲁迅曾批评《三国演义》“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是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个毛病不只是在《三国演义》小说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尤其在网络世界里，可谓比比皆是。贴道德标签就是键盘侠的常规操作，体现的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两极化思维。譬如王力宏离婚前，贴的是男神的标签，没有瑕疵，无可指摘，否则粉丝会跟你拼命，但王力宏离婚后，就被贴上了渣男的标签，一下子就成了无一是处的男人。事实上，如果人性是灰的，世上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别把人想得太好，也别把人想得太坏，这是为人处世的伦理智慧。明朝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才是明白人。

 

2. 生活的价值是灰的

 

生活的常态就是过日子。电视剧《天道》里，丁元英跟芮小丹说，人活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要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丁元英说得没错，人活着，除了解决生存问题，求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顺遂，更重要的问题是生活的意义问题，否则，即便好吃好喝一辈子，也没啥意思。

生活的意义感来自于对生活价值的主观体验，那么，要有意义地活着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生活价值呢？从道德的角度，我们区分出三类价值，即：前道德价值、非道德价值和道德价值。

第一，前道德价值只有一种，这就是自由。

这是因为自由具有本源性，是一种元价值，是道德价值及其他价值的母体，是诸多价值呈现的前提。换言之，自由使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出价值，使有意义的生活呈现出意义。

以裴多菲的诗为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为什么这么重要，以至于为了它要舍弃生命和爱情？这不是说在价值排序中，自由作为一种具体的价值要高于生命和爱情。事实上，在课堂讨论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选择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也就是命要紧。那么，是裴多菲错了吗？非也。我们只要把自由理解为前道德价值就能理解裴多菲的选择了。因为，没有自由的活着，只能如奴隶般缺乏尊严，算不上真正地活着，而没有自由的爱情，只有被囚禁的心灵，也谈不上真正的爱情。如果自由使生命成其为生命，使爱情成其为爱情，那么，争得自由，才有可能挣来一切。

作为前道德价值的自由是灰色的。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关键是这种生活方式是他自主选择的。一种被强加的生活，再好也是别人的生活，生活主体体会不到价值，也感受不到意义。所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要允许人们进行不同的生活试验，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这种生活方式有别于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甚至被认为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试想，我们不是一度把听邓丽君，穿喇叭裤，当做堕落的生活方式吗？由于这种实验性的生活方式，难以黑白论处，自应作为灰色的东西被允许和包容。

第二，好日子包含了非道德价值。非道德价值就是那些不用或无法用善恶来评价的价值。

张爱玲谈到《红楼梦》为何如此精巧地铺陈“欢宴”时说：“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 ，它得到欢悦⋯⋯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细节上的欢悦就是“小确幸”，是那些与大时代、大事件、大主题无关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与满足。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有一篇叫“小确幸”，说的就是生活中“微小但确切的幸福与满足”。譬如，村上把洗涤过的洁净内裤，折叠好，整齐地放在抽屉中，就会有一种微小而真确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小确幸是老百姓有滋有味地过日子的一部分，但由于“小”，而与人格崇高无关，与道德境界无关，与精神超越无关，与时代主旋律无关，与民族大义无关，也因此而容易堕入虚无，所以，也可把这部分的生活价值视为灰色的。 

认可和接受非道德价值，自然就会反对泛道德化的做法，也就是把前道德价值和非道德价值道德化的做法。譬如去年12月13日，有网友拍到在浙江嘉兴海宁南关厢历史文化街区内。有一名女子身着和服逛街。随后进行了举报，警方也对其的不当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该女子也表示后悔和歉意。该女子是当地南关厢一茶艺馆店长，兼职做网店模特。13日中午接一店铺邀请，穿着和服前往拍摄，拍摄结束后回到茶艺馆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据媒体了解，该女子并不知道到当天是国家公祭日，当天下午看到网上相关评论后，才意识到。

说到这里，我当然理解和认同举报者的爱国情感，但这里的群众举报和警察教育总让人有不安的感觉，这种不安来自于泛道德化，因为当社会用道德的标尺来衡量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安和反省中失去沉浸式地体会生活趣味的能力。

第三，道德价值。这是指那些为他人和社会造福的行为或品性。

人是社会的存在，只有在具体而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确证自己的价值，体会生活的意义，这就需要具有利他指向的品性与行为。可见，道德价值既是好生活的保障性条件，又是好生活的内在要求。它如此重要，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好生活。

孔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但这样的道德圣人很少，所以，颜渊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对于这样的道德圣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也应该明白，道德价值不是好生活的唯一价值，甚至不是优先价值，一种好的生活应该兼容前道德价值、非道德价值和道德价值。生活的底色也应有灰的。

 

3. 角色的责任是灰的

 

人生如戏，生活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每个角色都是在相对的社会关系中被定位的，如父母之于子女，教师之于学生，医生之于患者；每个角色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并承当着某种社会功能，如父母的生育功能，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医生的救死扶伤；每个角色都应该满足社会的普遍期待，言行举止都有应该有的样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一个人在相对的关系中，依据社会的普遍期待，去完成特定的社会功能时，就可称为角色责任。

在生活的舞台上，要演好人生这场戏，需要自己与他人在不同环节和不同方面履行好角色责任。这个道理当然清清楚楚，这里的各种角色责任也由伦理道德、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所规定，本无灰色可言，但在现代社会里，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道德现象，越讲责任，羞恶感却越弱，道德敏感性也越差，以至于出现了鲍曼所说的“道德消失点”，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灰色地带，何以如此呢？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角色责任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现代社会仿佛是一座大工场，角色是在一道道上下工序的衔接关系中被确立的，处于每道工序的角色，只认当下，不知来处，也难问归路，换言之，不了解自己所处的这套工序的整体意义和终极目的，认不清自己在整个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不明白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会间的价值关系，由此也无法在终极目的和总体意义的关照下确立个体的角色责任。这种连带式的角色责任是分解性的和碎片化的，人人有责又人人无责，羞恶心从何谈起？道德敏感性又从何而来？

第二，现代社会的活动主体不只是个人，还有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组织。人们以岗位身份而归属于某个组织，成为“组织人”，这时的角色责任是岗位责任，负责的对象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顶头上司和规章制度。马克斯·韦伯主张公务员非人格化，并像无情感的机器一样地发挥组织机关的作用，表达的就是这种要求。如此以来，活泼泼的道德情感自然就消失在这种科层式的管理之中，冷漠、刻板、从众成为组织人的身份画像。

第三，现代社会的人类行为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里，行为的动机与行为的效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道德讲动机，法律讲过错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行为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行为的长期的和整体的后果难以预料，动机和结果发生了分离。于是，为了预防对社会的毁灭性后果的发生，道德开始推崇明智谨慎的德性，法律开始讲无过错责任。预测技术和程序正义变得比善良意志更重要。

找到了道德消失点，有助于解答现代社会的很多道德困惑。以近期的西安孕妇流产事件为例。疫情期间，新年第一天，怀孕8个月的孙女士突然肚子疼；老公马上拨打120，但120一直占线，最后还是通过拨打110，由警察送他们到了西安高新医院，但他们却因为核酸检测结果超时4小时被拒之门外，怀孕的孙女士医院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才被紧急救治，但8个月大的胎儿还是流产了。这起事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最终被定性为责任事故，西安高新医院追究医院负责人责任，总经理停职，免去门诊部主任、产科主任、医务部副主任职务。

这样的事情自然让人感到极大的道德愤怒，但这种愤怒该指向谁？医院或者医生或者将孕妇拒之门外的保安？是又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整个疫情防控流程中的一环，他们都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们都难以预料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他们甚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据都市快报5日报道，记者联系了西安高新医院。院方人士说，“我们这边不能说有问题，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只能等上级部门的调查结果。”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这是个问题，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拿个体德性说事已经不灵了。

如何走出角色责任的灰色地带，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可以提及的有两点：

一是政府要给社会组织赋权赋能，强化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二是在全社会，尤其是科教文卫等领域，大力加强人文教育。

做不到这两点，一切道德愤怒都无济于事。

 

作者：曹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