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 扯淡的世界和不扯淡的伦理
王露璐教授邀请我给南京师大的应用伦理工作坊做新一季的开坊讲座，我报的题目是“扯淡的世界”，结果被王教授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了。接着浙师大的冯昊青教授邀请我在“智能时代的德育”论坛上做主题发言，我报的题目依然是“扯淡的世界”，结果根据领导的建议，还是换了题。我和两位都是老朋友，他们了解我不是个扯淡的人，为什么不想让我扯“扯淡”的事？其实，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就写了一本《论扯淡》的书，从哲学层面严肃考察了扯淡问题，充满洞见，影响巨大。同理，我以为，严肃地考察扯淡的世界，并寻求解决方案，也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一、扯淡具有不道德的因子
什么是扯淡？在法兰克福看来，扯淡既不是实话实说，也不是撒谎，扯淡是无意义的叙述，其本质属性是对真相的漠不关心。关于扯淡，鲁迅《野草》里的《立论》一文也许说得更加生动形象：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老师是高手，他给的选择既不同于实话实说, 也不同于撒谎, 而是扯淡。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扯淡的三个特点：1、真相不重要。实话实说看重真相，撒谎也看重真相，撒谎者先要知道真相是什么，并且了解真相的重要性，才会刻意隐瞒真相，并时刻警惕着真相被揭穿。与此不同，扯淡关心的是真相之外的其他目的，就是不关心真相本身。2、说话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按道理，说话是信息的传播活动，传达真实的信息是传播的内在要求，但扯淡就是东拉西扯，没有任何信息含金量。3、扯淡者不想为所说的话负责。
由此，我们可以给扯淡下定义了：扯淡是不负责任、不顾真相的瞎扯。
为什么说扯淡具有不道德的因子呢？
第一，真相对于道德判断是重要的，因为真相是道德判断的前提。 譬如，俄乌战争以来，我们常听到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一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的过程，即道德推理。第一步，了解事情本身的实际情况，即事情真相。在这里是指俄乌战争的来龙去脉。这是道德判断的前提。第二步，依据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对事情做是非曲直的判断。在这里是指依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对俄乌战争的事件做出道德判断。第三步，根据判断的结果决定自己的立场。判断结果是善的，应当的，就支持和鼓励；判断结果是恶的，不应当的，就反对和禁止；判断结果无所谓善恶应当与否的，就持中立和不干涉的立场。当然，实际的判断结果总是有好有坏，这就要辨证对待。可见，在一个合理的道德判断中，真相是判断的前提，逻辑上在前，立场取决于判断后的结论，逻辑上在后，如果倒过来，立场在前，真相在后，就成了“后真相”，这种枉顾真相地表达立场就是扯谈。可见，扯淡内含了错误的道德思维方式。
第二，说话不着边际，云里雾里。传播的目的是真实信息的传达，由此，在表达上就应该有所讲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所叙述的事情要有真实的关切。这不仅是语言表达的技巧，更是真实信息传播的内在道德要求。扯淡是东拉西扯，完全不顾及这些，从根本上违背了传播真实信息的要求。据说，有一次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帕斯卡因为扁桃体发炎住院，她向维特根斯坦诉苦说，自己感觉就像“一只被车轧过的狗一样”。维特根斯坦颇为厌恶地回答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一只被车轧过的狗是什么感觉。”维特根斯坦的厌恶显然是一种语言上的道德洁癖，并非针对帕斯卡，而是针对帕斯卡的“扯淡”，因为帕斯卡只顾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对表述的事实（被车轧过的狗的感觉是种什么感觉？）显得漫不经心。所以，扯淡违背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要求。
第三，扯淡的坏品质不是虚伪，而是不负责任。扯淡不同于撒谎，扯淡的人对真相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哪座山唱哪首歌。扯淡的人从不想对说的话负责，也没想着对别人和社会负责。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指出：“说谎的人和诚实的人都把目光摆在事实上，而扯淡的人则根本不在意事实，除非这么做能符合他的利益，让他不受惩罚就逃过自己说过的话。他不在乎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事实，他只挑选或编造那些符合他目的的话。”扯淡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不负责任的人。
二、扯淡的世界是坏的
扯淡自古以来就有，如何扯出个坏的世界？
第一，扯淡的政客拉开了后真相的序幕。《牛津词典》把“后真相”选为2016 年度词汇，这同当年发生的两件政治事件有关，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在这两件事上，扯淡的政客都获得了胜利，胜利的秘诀在于，诉诸情感和信念比诉诸真相更能影响公共舆论。《时代周刊》在2016年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扯淡”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就是在扯淡》。扯淡又能如何？关键是，扯淡的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因为选举的逻辑发生了改变，选民投票的逻辑不再是：依据事实→做出判断→确立立场，反而是立场在先，事实在后。所以说，特朗普的当选开启了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的世界实质上是个扯淡的世界。
第二，扯淡的政客多得是，为什么偏偏是特朗普拉开了后真相的序幕？凤凰网评论《高见》栏目特别专访了BBC前记者、《生死民主》的作者、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基恩认为，“后真相”现象所具备的新特点是，它与正在进行的这场通信革命密切相关，它第一次整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它使得对文本、声音和图像的复制变得非常便宜，并且使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变得很容易。这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滋生“后真相”的土壤。事实也是如此，特朗普不正是利用推特赢得了选举，还利用推特来治理国家的吗？可见，新媒体成为从扯淡的政客到扯淡的世界的关键变量。这与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有关：（1）碎片化的传播。社交媒体短小凝缩的“微文本”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事件的面貌，几行字，数个符号，多个表情，传递了关于事件的局部信息，却无法展现事情的整体性面貌。（2）即时性的传播。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写到：现代的新座右铭是：“如果你体验到了什么，就记录下来。如果你记录了什么，就上传。如果你上传了什么，就分享”。一键分享、即时上传式的传播，消除了事件本身和描述事件的时间差，这使得真相要在不断的新闻反转中才能显露，但新闻反转本身又让人不敢期待真相。（3）情绪化的传播。情绪化传播诉诸的是情绪化的力量，而不是逻辑的力量。不讲逻辑是网络传播的一大弊病。表情包代替一切，情绪的发泄代替了真相的追求。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立场，可能支持或反对某个主张，但支持或反对都是要有理由的，是要有证据的，证据就是能证明事实的信息。但网络传播更多的是通过煽情式的表达，激起你心中的各种欲望和感觉，尤其是哀伤、不忿、厌恶的负面情感，让你情不自禁地相信他的观点。正如《神逻辑：不讲道理的人怎么总有理》一书所言：“这些套路都是人们最常遇到的诉诸情感谬误——借由情感绑架，而非有效的逻辑来说服别人的方式。”
第三，扯淡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法兰克福在《论扯淡》里，开篇就言明：“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 扯淡从政治生活已经渗入到学术、娱乐、国际关系等其他公共生活场域。不但政客在扯淡，专家学者也很扯淡。譬如，学者们懒得做调查研究，却喜欢故弄玄虚，高谈阔论，故作高深地用生僻晦涩的术语表达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东西。当然，在网络传播时代，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麦克风，都有权利对任何公共事件发表评论，但很多也是不明就里的扯淡，正如法兰克福的话说：“扯淡，我们都有份”。
为什么扯淡的世界是坏的？
第一，扯淡的世界缺乏信任。政府信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枢纽，但扯淡的政客破坏了政府公信力，其最恶劣的结果便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说或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老百姓都不愿意相信。特朗普的扯淡动摇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信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基层政府官员因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扯淡所带来的信任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另外，扯淡的世界也缺乏专家信任和社会的普遍信任。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提出“信任社会”与“疑忌社会”的概念，扯淡的世界无疑是个疑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普遍持有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阴谋论盛行，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于是，反过来通过扯淡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抗拒和不合作姿态。
第二，扯淡的世界消解了共识。扯淡的世界里根据立场来挑选事实，而不是依据事实来决定立场，换言之，先站队，再看事实，再讨论是非，这是后真相的实质。因此，关于事实的基本共识消解了，每个人都抱着基于立场选择的那些碎片化的事实，执着于由此得来的价值判断，在社交传播和算法个性推荐的加持下，走向群体极化，从而丧失了通过理性对话来获得共识的动机和兴趣。有个流行的段子说得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面前，而你却在微信里”。
第三，扯淡的世界流行怀疑主义。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在2004年出版了《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一书，认为人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同时也处于伦理的灰色地带，伦理灰色意味着善恶不辨、对错不分，意味着道德相对主义，意味着怀疑主义。正如凯斯所说：“在后真相时代，欺骗别人变成一种挑战、一种游戏和一种习惯”。
三、扯淡世界的救治之道
要避免走进或要走出扯淡的世界，起码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治本还得靠民主
“后真相”一词的产生和流行本就包含了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失望和忧虑，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制度有重大缺陷，但这不意味着民主制度本身要被放弃，相反，正如约翰•基恩所说的:民主是最好的公式和准则，它是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共存的一套规则。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在于如何改进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而言，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始终是两大顽症痼疾。官僚主义消解了公仆意识，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变为百姓的主人；形式主义消解了公共责任，领导干部由对老百姓负责变为只对上级负责。据此，屁股决定脑袋，真相变得无足轻重。2月23日，江苏省委调查组公布了“八孩女”事件调查报告，从中不难看出，徐州丰县地方涉事官员正是因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只顾着如何向上级交差，如何平息舆情，却不重视民众对真相的关切，从而使得丰县的四轮通报形同扯淡。可见，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避免官员扯淡的关键。
第二，传播伦理是对症下药
新媒体传播伦理建设取决于两点：一是媒介素养的培养。在视频节目《圆桌派》里，窦文涛说：后真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越来越多的新闻专业机构、专业从业人员，会逐渐被社交媒体所取代，舆论将成为主导。确实如此，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部智能手机拍摄短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传播，从而打破各种地理的限制、平台的限制、阶层的限制、知识的限制，拉近了草根与精英的距离，形成了全员交互的局面。与此同时，以前那些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等等被动的受众，现在摇身一变，已由信息接收者的单一角色发展成为既可以接受信息，也可以传播信息，甚至可以生产信息的多元角色。由此，如何培养每个网络公民的媒介素养，有理性地消费信息、有责任地传播信息、有质量地生产信息，是走出扯淡世界的重要途径。
二是平台要当好把关人。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是“信息—编辑—受众”，这里编辑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编辑会从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价值及传播的社会效果等诸方面进行权衡，以确定是否放行。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的传播模式是 “信息—受众—受众（N个）”，类似编辑的“把关人”角色退席了。与此类似，智能化传播模式是“信息—算法—受众”，基于算法的智能推荐或分发，是根据受众兴趣和需求进行的个性化推荐或分发，在这里，“把关人”角色依然是缺席的。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罗森斯蒂尔就写到：“在一个没有编辑把关、充满倾向性报道的新闻界，谁的嗓门大，谁的声音甜美，谁就可以获胜，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可见，把关人的存在是确保传播真相的可靠机制，因此，有必要确立平台作为把关人的角色。当然，要使平台履行好把关人的责任，关键是要处理好平台的公共属性和商业属性的矛盾问题，要在为资本划出红线的同时，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并通过国家法治、行业自治和业者自律等多元治理方式，确保平台不但要把好价值观审查的关，也要创新机制，把好基本事实核查的关。
第三，心病也要治
破除怀疑主义，需要培养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只有热衷追求真相，才能反击后真相，这句话的意思有三个：（1）真相是事情原本的样子，无论你见或不见，它都是那个样子。换言之，真相是客观存在的。（2）我们要了解和传播的真相是表述的真相，是一个把不同事实信息剪贴拼合而成的真相，这个剪贴拼合的过程是一个对客观事实进行抽象、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也是建构真相的过程，主体的认知、立场和表达必然掺杂其中，成为建构真相的主观要件。虽说真相的客观存在是唯一的，但对真相的表述确实多元的，有些表述更接近事情原来的样子，有些则差得很远，犹如蒙田所言:“在比利牛斯山的一边是真相，对另一边来说可能就是谬误。”因此，要使传播表述的真相接近事情本来的样子，就需要发明各种手段和方法，各种制度和程序，当然包括各种道德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播伦理。（3）真相是重要的，要把后置的真相摆回正确的位置，放到最前面，使它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前提。审判的基本原则不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
作者：曹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