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 上海屋檐下:复现的邻里伦理会消失吗?

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城市原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曾经被忽视的伦理问题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伦理新问题浮出了水面。由此,中国伦理在线特别推出“疫情下的城市伦理”系列文章,和读者一起探寻理想之城。本系列将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执笔,带领大家走进伦理学的视角,启发大家思考疫情背后的人情故事。

 

两年多来,新冠疫情扫过武汉、西安、香港、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至今仍未停息。在紧张的疫情防控中,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城市本质和城市伦理问题。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留住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理想之城应该是怎样的?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城市更安全、更温暖、更绿色呢?我的系列反思从“邻里”这个城市的基本伦理实体开始。

 

一、大上海的AB两面

 

城市有二个去处,一是市,一个是井。“市”是交易的处所,“井”是方便交易的四通八达之地,更是交往对谈之地,故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市与井是城市的AB两面,可以合称“市井”。上海是一个将AB两面都做到了极致而又能合而为一的城市。

 

首先,A面是市民,B面是居民。A面的上海人是精明的,自利而富于算计,节制而计于长远,谨慎而自我负责。这样的人设其实是成熟市民社会的人格化。但B面的上海人又是弄堂里一心过日子的居民。王安忆的《愈夜愈美丽》是这样描写的:“走进弄堂就是沁人肌理地走进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小而曲折的弄堂藏在大马路的梧桐掩映的皱褶里,藏在高而疯狂的钢筋建筑的背后,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堂而皇之的一户大人家里的一个小小后院,平实沉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们充满各种欲望,又带着各种矫情,热情善良又各有盘算,沉沦于邻里日常,却又怀揣着各自梦想。

 

其次,A面是都市,B面是弄堂。A面的上海是个大市场,在这里,什么都买得到,只须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等劳动去换取工资报酬,然后用金钱去换取各种商品和各种服务,大市场带来大繁荣,高楼耸立,千门万户,遍地繁华。但B面的上海却是弄堂的,这是一个人们聚集、交流、玩耍、共同成长的生活场所。夏衍在1937 年创作了三幕戏剧《上海屋檐下》,把石库门的日常生活空间展现在舞台上,这里有灶披间、亭子间,有窗口挂着的尿布,也有天井里的小煤炉,有沦落风尘的施小宝,也有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有互助也有冲突,有交流也有争吵,有玩耍也有哭闹,可谓千姿百态,包罗万象。

 

最后,A面是理性,B面是性感。A面的上海是理性且冷淡的。上海有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中介建立起普遍的稳定的互惠关系。基于契约的交往是工具理性的,因为订立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获利;基于契约的交往是规则理性的,因为只有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规则才能使每一桩交易更靠谱。但工具理性和规则理性会排斥没有实际效用的且具有不确定性的情感要素,这使得契约关系带有一种冰冷的味道。但B面的上海却是温暖而性感的。王安忆就用性感形容上海的弄堂:“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确实,弄堂里的邻里间是面对面的,是亲切的,“家长里短”的交谈带有一种不自觉的家庭情怀,孩子们的玩耍嬉戏也带来生命的温度,彼此间的共同生活使邻里成为一个城市的基本伦理实体。

 

二、消失的邻里

 

大城市是陌生的、孤独的、漂泊的,王安忆对此感同身受。她说:“在这个地方,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从那里来, 他也不知道别人从那里来, 人们互相都不知根底。”她为了对抗这种飘零感,试图寻求这个城市的文化之脉,这个城市的精神家园,她找到了里弄文化,找到了里弄文化里的邻里伦理。问题是,现代的都市社区还是她记忆中的那个上海弄堂吗? 

 

首先,以前的弄堂是平面的、开放的,邻里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有共同生活、闲聊对话、玩耍游戏的公共空间,邻里之间自然亲密。但现在居民大都住在单元楼里,垂直式狭窄的建筑空间结构不利于邻里间的走动。另外,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原子化和封闭化,也把居民分隔在彼此孤立的居住地,弄堂那样的共同生活空间也被肢解了,没有弄堂般的共同生活的场所,自然难以生长出弄堂那样的邻里文化。

 

其次,弄堂是个熟人社会。弄堂邻里之间知根知底,外出都可以不锁门,有安全感,弄堂里的家长里短也都不是秘密,居民个体的自主意识和隐私意识都不强。与此不同,现在社区是个半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是熟悉的陌生人,大家比邻而居,生活在彼此的关注之下,但又缺乏对彼此的兴趣和了解,同时,现代社区的居民又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和隐私意识,因此,回到家里,关上门,不去打扰别人,也不愿意被打扰,这成了居民们的普遍居家方式。问题是,大门一关,在隔绝他人注视和威胁的同时,也把邻里间情谊和对邻里的责任关在了门外,“永远有多远,对门就有多远”成为现代都市邻里生活的真实写照。

 

最后,“居于世界中心,却又躲着这个世界”的人,有了另外一个世界,即网络世界。网络几乎使现代世界每一角落的人们进行直接交往和联结成为可能。传统的社会连接总是通过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交往,要以社会共同体为中介才能发生现实的社会交往,或者说,只有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才可能发生某种实质性的交往关系,但网络的出现实现了多点对多点的直接连接,个人不必以共同体为中介与其他个人发生交往关系了,因此,现实的共同体,包括社区,就不是非要不可了。通俗地说,在网络世界里,天涯若比邻,又何必在意现实物理空间的比邻呢?况且现实的邻里关系有更多的无奈和负担,还不如网上邻里来的轻松自在,如此以来,邻里的消失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可见,王安忆等都市作家的文化寻根恰恰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种现代性断裂,在这里表现为“市”与“井”的断裂,表现为城市B面的消隐。

 

三、邻里的复现

 

疫情期间,上海的B面又复现了。大V“知书少年果麦麦”在微博上写到,疫情期间,他感受到了原来很少体会到的“远亲不如近邻”的意义。封控的半个月里,他进了五六个楼里的群,有一天,他怯怯地在群里问了句:谁家还有多余的油和盐吗?没想到五分钟不到,收到了一堆回应:“我家还有,放门口你等会儿来取?”“我们还有一包没拆的。”“已经开过家庭会议啦!这半瓶油给你吧。”他说,如果不是这波疫情,有些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对面的严肃又和蔼奶奶,楼下的会唱歌的阿姨,楼上热血志愿活动的退休老师,这些原本消失了的邻里出现了,守望相助的邻里伦理出现了。何以如此呢? 

 

首先,抱团取暖本是人类应付灾难的基本方式。人是脆弱的,特别是在大灾难面前,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显露无疑。人的脆弱性决定了每个人在灾难面前都是弱者,都需要他人施之以援手,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抗灾救灾。事实上,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在面对灾难时,往往是以小群体的方式来进行自救的。这次上海疫情中邻里互助自救机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是这种人类的小社群抗灾机制和经验的延续和体现。

 

其次,大城市抗灾救灾有其特殊性。城市是由人、事、物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市民的生产生活都要依赖于城市这个庞大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不难想象,当城市的电力系统、供水系统、交通系统、安全救助系统等系统瘫痪了,城市生活如何可能?问题是,大灾害的发生往往带来社会系统的破坏,按照灾害社会学学者E.佛瑞茨的说法,灾害“是个人及社会集团发挥作用的社会脉络遭到根本性破坏,或急剧偏离通常可预见的模式”。这次上海疫情期间,日常生活供应系统、城市物流系统、医疗救护系统、垃圾处理系统等都不能正常运行,这个时候,居民们除了邻里互助自救还有其他出路吗?这就可以理解,疫情中的上海人,重新拾起“附近”,重新依靠邻里关系,重新回归邻里间本有的真诚互动模式的缘由了。

 

最后,大城市抗击疫情灾害与其他类型的抗灾救灾相比又有其特殊性。面对地震、海啸之类的灾难,逃生的人们可以聚集组织起来一起抵御灾难,但在传染性极强的疫情面前,人群聚集恰恰是疫情发生和流行的主要途径,封控和隔离是必须采取的有效方式措施。问题是,被隔离在家的居民如何组织起来互助自救呢?这个时候,曾经使邻里消失的网络体现出把邻里重新集结起来的积极的一面。我们看到,上海疫情中,邻里间组建了各种群。小区业主群、楼业主群、抢菜群,这些微信群使邻里之间的互助自救成为可能,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在大难临头的极端情况下,更能显露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伦理底色,邻里作为城市的基本伦理实体,邻里伦理作为城市的根本精神力量,在疫情防控期间,体现出了它之于理想之城的基础性意义。

 

四、复现的邻里可延续吗?

 

消失的邻里复现了,人们体会到了邻里伦理的珍贵,在一个风险社会里,人们意识到了邻里伦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正常生活中也希望这样的美好一直延续下去,但这是可能的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简单地回到弄堂文化里去,这不可能也没必要,而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邻里伦理,这里起码要做到三点:

 

首先, 城市规划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要体现“邻里”作为城市伦理实体的地位,要在城市空间的分配上,留出足够的邻里空间。我们之所以怀念弄堂的生活,是因为在那里,人们有更多的安全感,有更多的交往对话空间,有更好的使孩子们社会化的环境,但这是需要邻里空间来保障的。邻里空间既不完全是社会公共空间,也不完全是家庭私密空间,而是一种居其中的特殊交往空间,这个空间主要承载的是社会交往,而不是看上去很美的大片绿地和宽阔广场,因此,如何以生活的逻辑取代权力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把握邻里空间和整个城市之间的尺度关系,是城市规划需要关注的伦理问题。

 

其次,网络交往既有使邻里消失的消极一面,也有重新组合邻里的积极的一面,这是上海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上海疫情中的居民正是借助网络,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社区的集体行动,强化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对邻里的责任感,成为负责任的社区行动者。可见,我们要善于运用网络的积极作用,实现虚拟网络社区与现实生活社区的地域重合,借助网络平台实现社区治理的共同参与和资源共享,借助网络组织各种以趣缘为纽带的活动。应该看到,与弄堂之类的传统社区相比,这些活动性质和类型有了很大改变,更能承载现代社会的邻里感情和对社区的归属感。

 

最后,要把疫情中的邻里伦理变成城市的记忆。很早读过巴金的《随想录》,有段话记忆犹新,他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一个城市的精神体现在这个城市的记忆里,一个城市的记忆既体现在城市的邻里日常里,也体现在城市的历史性建筑上,它们一动一静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形象。我建议,上海市应该建一个抗疫博物馆,让邻里伦理成为抗疫中最深刻的城市记忆。

 

作者:曹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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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