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在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中再造中华文明新形态
在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社会，中国共产党要与时俱进引领中华民族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着眼于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历史大势和人类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大局，对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予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学理检审与知识清算，并从多维视角深度透视其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进而以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通过推进当代世界经济的合作共赢、全球政治的多极共治、国际法律的不断创新、不同文明的交互共融，最终找到对冲、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的中国方案，从而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
文明既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生存方式，也是人类在历史中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等全部财富的总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大势，着眼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大局，发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宣言。要深刻把握这一宣言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将中华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体系中来理解，因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着自我存在的独特价值，人类虽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绝无高低贵贱之分。人类只有不断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才能持续推动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和谐共生。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对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予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思想检审与知识清算，并找到对冲、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的中国方案。唯其如此，才能对中华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个性和普遍价值作出正确评价，从而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四个自信”。
一、西方文明等级论的逻辑支点
要全面了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深层运演逻辑，我们除了要了解西方文明赖以生成的人文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外围知识，更要通过其标志性历史事件、文化符号、经典著作等深入把握其内在思想实质。从根本意义上讲，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核心逻辑支点包含以下内容。
1.上帝神圣使命论。在“两希文明”（古希伯来和古希腊）基础上生成的基督教文明，由于强调灵与肉的二分论，故而预设了创生万物和凌驾于信仰者之上的至真、至善、至美、至圣的上帝的存在。受此文明的浸润与熏陶，西方列强都将自己通过海外殖民、战争掠夺、工业革命等手段走向强大的根本动因诉诸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尽管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之后，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逐步赢得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像黑格尔那样的著名哲学家也开始用绝对精神的运动代替上帝创世的奥秘，以此论证西方文明的至上性，但其《历史哲学》所表达的根本要义仍然是把欧洲文明的荣光归于上帝选民的使命使然。二战后迅猛崛起的美国更是充满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彰显出傲视群雄的霸道面孔。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大师拉塞尔·柯克上下纵横三千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锁定在《旧约》的先知时代，把“五月花”号从英国登陆北美同摩西率犹太人摆脱埃及人奴役、抵达“流着奶与蜜”的耶路撒冷一样看待。他认为，西方历史的每一次演变都在为美国秩序的生成发挥着奠基作用。耶路撒冷的信仰与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西方历史中的涓涓细流，最终都融入美利坚的伟大秩序之中。
2.逻辑理性至上论。如果说希伯来的宗教文明为西方文明等级论奠定了神圣的精神支柱，那么古希腊的逻辑理性至上论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众所周知，理性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包括逻辑理性、实践理性、历史理性等诸多内容。古希腊的逻辑理性建基于数学之上，高度重视概念、判断、推理在认识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到了中世纪，这种逻辑理性与基督教信仰主义相结合，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基本方法论。近现代以来，以逻辑理性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思潮更是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标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将人类理性能力擢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人类的一切事务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乃至把逻辑理性上升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以之划分由低到高的人种特质，即野蛮人、蒙昧人、文明人，进而区分出黑色人种、黄色人种、白色人种等。理性主义的盛行，一方面推动了欧美科技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整全的理性日渐碎片化，逻辑理性所导出的工具理性在西方理性主义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例如，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只有新教的经济理性主义能够孕育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与之相反，中国宗教由于缺乏逻辑理性基因，故无法产生现代工业文明，只能依附西方文明而存在。
3.文明发展阶段论。在近代之前，人类受到大海、高山、沙漠等自然条件的阻隔，基本处于离散状态，每个民族为了适应各自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不同的交往形式、制度模式和文化样态，形塑出世界范围内多姿多彩的文明类型，各种文明类型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别。但伴随基督教的诞生，欧洲人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循环型时间观拉直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直线型时间观，逐步生成了基督教的历史进步主义思想。近代欧洲人在此思想指导下，把分布在地球不同空间的各种人类文化差异转化为同一时间顺序中的文明先后的历史差异，由此形成一套文明等级论的话语体系。把欧洲所经历的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制、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衡量一切文明进步的唯一标杆，欧洲所拥有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被界定为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长时段“康德拉捷夫周期”考证，极大地强化了人类社会形态的级差地理特征，凸显了欧美资本主义形态在人类文明级差中的历史至上性和价值普世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则进一步将近现代世界史描述成中心边缘渗透史。与之相反，人类其他文明类型仅具有地域性的“特殊价值”，它们只有接受欧美普世文明的洗礼，才能逐步跨入西方意义上的所谓“现代性”门槛，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是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现代升级版。
4.民族国家至上论。中世纪的欧洲有民族而无国家，到了15—16世纪，伴随城镇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迅猛崛起，教皇的无上权威被逐步淡化，王公贵族的风光不再，每个民族开始在犬牙交错的教派斗争中寻找自己的政治出路。经过30年的激烈战争，1648年交战各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国际法的形式重新划分了欧洲各民族的边界。各个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武装、设立关卡、互派使者，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所谓“国际”关系，现代民族国家正式诞生。国家成为众多民族成员依据宪法和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通过所谓“民主制度”来实现国家治理。其中，“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尤为凸显，前者以“全体”形式出现，深受卢梭人民主权论的集权主义思想影响，后者以“个体”形式出现，深受洛克、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理论的陶铸。人民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开始由各种政党来贯彻实施，通过神圣国家、民族国家到政党国家的逻辑递进，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制度合法性的现代重塑。“国家利益至上论”成为西欧各国共同遵循的国际政治圭臬，各国出于维护民族国家生存的需要，开启了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战争杀戮模式”，在欧洲碎片化的地理环境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事连绵不断，直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5.海洋文明优越论。在近代之前，人类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等，各种文明在适应自身生存环境的过程中互有所长。但自从欧洲大航海时代始，海上贸易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欧洲人开始从海洋的视角重新撰写世界史。比如，黑格尔认为，海洋是自由与智慧的诞生地，大海是思想开放、技术创新、制度革命的摇篮，只有那些善于掌控海洋和港口的民族，才配享有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权力，只有控制了海洋的国家，才能走向帝国之巅，海洋文明站到了人类文明的顶端位置，在海洋文明中生成的海盗精神和丛林法则也被置于人类精神阶梯的中心地位。哈·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更是大力论证了英国海洋文明的优越地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则是全面论证了海洋文明之于人类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显美国发展海洋文明的天然优越性。
二、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实践路径
不难看出，西方文明等级论有着极其缜密的理论逻辑，它包含着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制度设计上的现代性、经济技术上的先进性等复杂内容，以此为基础生成了西方高级文明解构、融化、引导低级文明的所谓文明等级论，那么这种理论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应用于实践的呢？
1.全球经济掠夺的广泛开展。绝大部分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都把西方文明崛起的经济动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出现、公司制度的创新等。如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就将西方文明崛起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经济制度决定论”。他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解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绝大多数学者更多的是将近现代西欧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对非洲、美洲、亚洲及其他殖民地发起的残酷性经济掠夺。因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商业帝国，其规模、范围和殖民水平不断提高。以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它把印度当成了英国在东方建立的大本营，印度纳税人供养着他们，使其金融、贸易、技术的影响力在亚洲各国长驱直入。正是印度为英国承担了沉重税负并向其源源不断地进贡物资，才使英国能在1792—1815年将国内的公共开支扩大了36倍，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英国的饮食、卫生、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为英国随后的工业革命及其工业品在全球占据龙头地位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奠定了其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核心地位。而美国独立后的崛起过程，则与新型奴隶制的长期盛行密不可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普蒂斯特通过对近代美国黑奴贸易史的深入挖掘，用确凿的历史事实证明，近代早期的新型奴隶制在美国的崛起中发挥了奠基性作用。1800年之前，美国北方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将南方种植园主的棉花、烟草等产品贩卖到欧洲赚取利润，美国正是通过极端残酷的奴隶制实现了国家版图的持续扩张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强大。美国内战结束后，废奴运动蓬勃兴起，主导美国社会的白人精英开始重述自己攫取“第一桶金”的真实状况，有意识地淡化美国早期屠杀土著印弟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腥历史，大力彰显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科技创新制度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蕴藏在美国制度初创时期幽暗血脉中的深层种族歧视和贫富差距“双螺旋基因”总会不失时机地表现出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如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亦复如是。
2.国际军事征服的持续推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润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在欧洲体系内正是这种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从欧美近代文明开启世界市场开始，各资本主义强国依靠军事征服实现扩张和延续自己生命时长的强盗逻辑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尤其是，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丛林法则在国家竞争中的隐形支配作用。一是欧洲内部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跌宕起伏。诸如1652年的英荷战争、1689年的英荷反法联盟战争、1700年的俄国与瑞士战争、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1778—1779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等。二是欧洲各国与各殖民地的战争持续不断。从17世纪开始，伴随欧洲各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欧洲列强纷纷开启了征服世界的进程，如英国与印度、中国的多次战争，法国同非洲各殖民地的战争等。正是通过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数次战争，占世界人口18%的少数欧洲强国占有了全球37%的土地。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更是从资本主义垄断经济的视角，结合金融寡头的当代发展趋势，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动军事战争的根本动因。
3.国际法律规制的日臻完善。近代欧洲各国发动的军事战争的最终结果要通过各种国际条约来确认，为此欧洲各国仿照古罗马的“万民法”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以此手段来实现势力范围的划分，完成他们对全球事务的整体规治。地理大发现和开辟新航路之后，围绕非洲、南美和北美大陆“无主荒地”的所有权问题，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国际条约。后来为了与印弟安人争夺土地所有权，欧洲人又发明了“劳动价值论”，即只有通过劳动改变形状之后的土地才能成为劳动者的私有财产，由之，剥夺了只靠狩猎为生的四处流动的印弟安人的土地所有权。进而欧洲各国又在所谓“半文明国家”设立“租界”，通过主权例外论，确保宗主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法外治权”。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各国制定了大量国际条约，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国际法的内容，促进了各种国际组织的发展，包括联合国的建立、欧共体的形成等。而今天美国通过各种“司法陷阱”和“长臂管辖”措施所实施的法律霸凌主义，同样与欧美国家开创的国际法律传统一脉相承。
4.西方价值观的强力灌输。经济掠夺、军事征服、法律规制可以使人“表面口服”，但无法让人“心悦诚服”。为此，欧美理论界对其核心价值观不断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其主要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私有化与自由化；政治领域的去管制化和民主化；社会领域的意志自由化和原子化。为了灌输上述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欧美国家通过强制与暴力、利诱与交换等手段，将发展中国家强行纳入欧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逼迫各“化外之邦”与其全面接轨；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思想渗透、知识灌输来有效传播西方的主流价值体系，借助宗教信仰、大众传媒、人文交流、基金资助、全球慈善等花样繁多的手段，把鬼话讲成神话。美国中情局将“对外宣传”界定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正是借助上述手段，欧美国家不断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并让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无从识别本国建设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反差，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政治混乱之中。此时，欧美国家的权贵阶层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收割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财富了。
三、用新型中华文明的理论逻辑对冲西方文明等级论
我们之所以深入分析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目的是要深度透视其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并对之进行深入细致的知识清算。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对冲、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有力思想武器，提出能够为世界各民族广泛接受的文明交流对话理论。
1.用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对冲西方的上帝使命论。中国人的宇宙观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灵肉二分的超绝主义世界观，它通常以互系性思维方式观察宇宙、社会和人生，着眼于天、地、人、神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密切联系，认为人体小宇宙是一个密不可分、生生不息的整体，天地大宇宙也是一个有机联系、流动不居的整体。正是这种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统摄为“天下一家”的充满活力的过程性宇宙观，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21世纪伊始，金融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流行、生态环境的恶化、流行疾病的传播等，使得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近现代以来，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以民族国家为机构建制的西方国际政治体系，在求解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力不从心，乃至根本无法做出有效应对。如果我们能够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展为人类遵循自然、社会、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理论，进而实现人身与人心、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使世界各民族信奉的至上神灵由彼此征战转向诸神共舞，再用这种超然于各种宗教之上的唯物辩证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论来处理当今世界的各种文明冲突，以之化解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各种伦理悖论，那显然不失为一种超越西方“上帝神圣使命论”的正确抉择。
2.用中国历史理性主义完善西方的逻辑理性主义。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使其形成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创制了丰富的历史典籍，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学家。正是这种极端丰富的历史资源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即善于从文明的渊源和根底出发，探寻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强调从历史上的各类重大事件中汲取经验与教训，通过对过往历史的因循损益和批判继承实现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从历史的交替变化中发现事物内在而恒久的客观规律，从人类有限的历史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普遍性根本联系，并把这种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相结合，借助新旧制度的历史变迁凸显公平正义的崇高价值，通过历史的大化流行彰显人类惩恶扬善的道德光辉，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成就人类的崇高美感。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华文明虽然没有形成康德、黑格尔所倡导的那种极端复杂的逻辑理性，却存在丰富的逻辑思想。我们要努力从历史理性中推出逻辑理性，并大力借鉴西方的逻辑理性主义精神，特别是将其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等逻辑思想精华加以科学运用，用整全性的历史理性论超越西方的逻辑理性至上论，努力做到以情感为基础，以理性为指导，以合情合理为目标，通过情理交融达至诸情中节、诸事合宜、不偏不倚的“中庸”境界。由此，便可有效克服逻辑理性至上论衍生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彼此割裂的重大弊端，再造人类新型理性主义的理想未来。
3.用世界文明多元共进论反制西方文明最高阶段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中，通过个体与群体之间耳濡目染逐步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它构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从本质上讲，每种文明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是看这种文明是否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是否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是否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是否能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没有多样性文明的存在，就没有文明普遍性可言。多元异质型文明的同时并存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不同文明的各领风骚能够极大地增强人类应对各种生存环境变化的无穷潜能。而西方文明等级论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文明霸权主义说辞，如果将人类一切文明同质化为西方文明，那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场巨大灾难。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文明等级论是以文明发展的历时性为基础的，而文明多元论则以文明的共时性为根系。所谓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划分，既有历时性的时间先后差异，也有共时性的空间区域差别。当然，强调世界文明多元异质的共时性特质，并不否认人类各种文明中存在着超越时空差异的共同价值，问题在于这种共同价值的生成必须是长期平等交流和彼此互鉴的产物，而不是以霸凌手段强加于人的结果。马克思晚年之所以高度重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构想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迈向更高社会形态，就是要彰显多元文明历时与共时并存的世界现实，他深刻揭示了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路径必将呈现出一体多面性特点。
4.用中华文明共同体论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至上论。西方在教权与王权的激烈竞争中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与之不同，中国在被迫成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前，对自身在世界之中的身份认同一直将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体系”观念作为支撑，国家与文明之间是合二为一的整体存在物。中国主要通过华夏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来同化周边民族，使其不断归顺到这个巨大的文明统一体中来，“中华民族”决非指涉“汉族”一个民族，而是诸多民族共同构成的文明统一体。例如，中华文明史上没有发生过不同教派之间的惨烈冲突，历来都是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互渗、儒佛道相通，即使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外来宗教，也都采取容忍和吸收的态度。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二字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是指善用“中和”思想做人行事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华之国。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西方那样的教权与王权的激烈抗争，使得中国政治生活中较少发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彼此对立。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国家被赋予巨大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政治权威支配一切、规范一切、统摄一切，而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其所负社会责任的无比重要性，包括牢固确立“法天而王”的超越性理想追求；不断贯彻“民之所往”的现实性政策措施；逐步提高“修齐治平”的个体修养水平。唯其如此，才能巩固好以道得民、以德服人、保民而王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这种对官员德行的至高要求使得国家遴选各级官吏时，自古至今高度重视贝淡宁所强调的“政治尚贤制”，从而同西方国家近现代以来广泛流行的选举民主制区别开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认真汲取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通过贯彻“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来凸显干部贤能品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大力吸收西方民主政治中重视基层民意、建构量化考核机制等合理要素，不断推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并不迷信西方国家依照自身传统所形成的多党竞争制、选举民主制、三权分立制等内容，而是强调结合本国的历史和具体实际，来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5.用中国三重文明共融论整合西方海洋文明霸权论。近代以来西方强国皆以海洋文明国家自居，极端鄙视陆地文明，而中国被其视为陆地文明的活化石。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国人也非常认同自身是陆地文明的典型代表，并以复杂心态仰视西方的所谓“海洋文明”。然而，伴随全球史研究的日渐深入，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历史，并把东亚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已逐步成为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人们研究发现，具有轴心性质的华夏文明史，最早是以中原农业文明为基石，再以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碰撞交融为主线，最终将北方游牧文明吸附和融合到中原文明的巨大漩涡之中，从而生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类型，在国际地理学界影响广泛的“胡焕庸线”当是典型代表。但在此主线之外，一直存在着一条中原农业文明与东亚、东南亚地区海洋文明彼此互动的辅线，这一辅线在清代之前曾达至高度繁荣的程度。据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等人的考证，广州、泉州等地一直是清代之前中国大陆同东亚、东南亚贸易往来的天然良港，东南沿海居民曾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合力打造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商业网络，早在1600年前后，马尼拉的中国城规模同18世纪7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中国城一样大。直到1723年，康熙因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之前，中原农业文明与东南亚海洋文明的交流作为一条辅线，在中华文明的生成史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船舶制造、航海技术、海洋贸易等蓝色文明高度发达的典型例证。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部的沿海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由古代中原农业文明与东南亚海洋文明交流构成的辅线渐次上升为当代中华文明发展的主线，而曾经作为主线的中原农业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的交融却降级为辅线。在中国和平崛起之时，当我们再次检审自身文明类型的特质时会发现，中华民族不仅是亚欧大陆东端的陆地文明和亚欧大陆中西部游牧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同时还坐拥地球上最为广阔的太平洋，伴随当代中国向海洋强国的迈进，我们的海洋文明视野将从历史上的东亚、东南亚扩及太平洋东部的北美、南美乃至整个世界，我们也终将成为新时代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
四、用新型中华文明的实践逻辑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
固守陈旧思维看不到未来世界的光明，紧握旧世界的地图找不到明天的新大陆。我们只有通过全球性创新思维，对当代世界格局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才能摆脱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消极影响，引领人类文明走出一条新型发展之路。要对冲、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需要我国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实践中，逐步找到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准路径。
1.世界经济的合作共赢。近现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化运动，第一次是1750年至1950年间以欧洲列强为代表的全球化运动，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强行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第二次全球化是二战之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欧洲列强的传统殖民方式日渐衰微，以美国为代表的战胜国开始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投资、人员往来等方式来重新分配世界财富。第三次是世纪之交开始的新型全球化浪潮，主要以科技、金融、互联网等崭新的现代技术手段，促成新一轮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使得全球性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更加相互依存。世界经济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各个国家加大自我革新与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大力挖掘自身的经济增长潜力，缩短新材料、新产品、新业态的迭代周期。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大国与小国相处应当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要义利相兼，义重于利。近现代以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是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国际经济伦理理念，这种悠久的历史文脉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处理国内外经济利益的基本伦理规则。伴随世界进入各国互通、万物互联、智能互动的新时代，近年来我国通过不断强化“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强力引擎，持续构建互利合作的全球网络。“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有一大批项目落地开花，为沿线各国通过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流通，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进而释放增长活力，实现市场对接，拉紧联动纽带，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发挥了重要的亚欧大陆桥作用。
2.全球政治的多极共治。如果说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主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军事征服得以贯彻实施，那么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论更多依靠和平发展方式得以落实。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依靠本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逐步走向强大。但西方国家不相信中国会走和平发展之路，它们从来都是以民族国家的至上利益为核心，以现实主义的“实力均衡论”为指导思想，强调国际政治根源于优胜劣汰原则，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盛行就是典型例证。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高举“美国治下的和平”大旗，一方面高喊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等所谓“普世价值”口号；另一方面又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随意采取单边行动来推翻各种不符合美国目的的“专制政权”。中国的和平崛起既不认同欧洲的实力均衡论，更不看好美国治下的和平，反对动辄通过武力来解决民族国家间纠纷的野蛮行径，寻求建构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跨越民族国家的多极共治的全球治理模式。要有效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疾病传播等难题，未来必将形成大国并立和各种区域联盟共存的国际新秩序。
3.国际法律的不断创新。中国历来主张，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利益只能用国际法所确立的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每个国家处理国际事务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法原则。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才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世界进入新型全球化的今天，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只能是在全球共同认可的国际法基础上，使这一传统治理体系向更加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要大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遇到重大分歧，应该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本着互谅互让、平等相待的态度共同加以解决。此外，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秉持何种价值理念，如果是真心想造福全人类，就应该带动所有国家和民族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4.不同文明的交互共融。当今世界，伴随经济、政治、法律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世界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这就要求各国必须不断清除“文明等级论”的消极影响，跨越“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樊篱，摒弃“意识形态对立论”的无谓争论，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文明多姿多彩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从民族心态上讲，必须摒弃各种文明歧视，深度推进人类从离散状态下的前现代文明向同步时空下的现代文明的转换，努力创造“美美与共”的文明发展新格局。从文明交融上讲，对“他者文化”是否尊重和包容是检验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自信程度的重要标识，只有通过认真坦诚的交流与对话来充分理解对方的价值关切，才能在求同存异中实现不同文明视域的彼此融汇。从文化创新的驱动力上看，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既需要通过“守正”来维系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更需要通过“创新”来展示其蓬勃发展的时代活力，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够赢得主动参与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机遇，为全球文明的发展肩负起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崇高使命。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整个人类一直笼罩在欧美文明的光环之下，逐步形成了以欧美为基点的文明等级论。到20世纪后半叶，伴随新型文明大国的不断崛起，西方文明一体独尊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世界大国各争所长的文明发展格局已成为历史大势。尽管中华民族创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已渐露光明，只要我们能够克服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弊端，中华文明新形态就一定能够在重峦叠嶂的国际群峰中傲然独立，并放射出万丈光芒。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