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 政治伦理：讲政治，也要讲底线

教育家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昨天有一位同学对我说，他虽是终身要办乡村教育，但若是有机会，他很愿意干一度政客生活，以谋乡村教育之发展，如做县知事一类之职务。我说：我愿你做政治家，不愿你做政客。”近日，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来访，说了从政的想法。闲聊中，扯起北京体育大学前党委书记曹卫东落马的事。曹卫东是研究哈贝马斯的权威专家，是位很优秀的学者。我见过曹，但不熟。感慨之余，我给学生的建议是：做官就做政治家，讲政治，也要讲底线。

 

一、会演戏，也要真诚

 

上世纪30年代，李宗吾写了一本奇书《厚黑学》，他说:“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观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结论是：“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厚”是面厚，如刘备；“黑”是心黑，如曹操。李宗吾认为面厚心黑才当得了英雄豪杰。我不以为然，面厚心黑不过是政客的标配，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面厚是必要的，但不必心黑，反而要“诚”。换言之，做官就要面厚心诚。

 

做官要面厚，这个容易理解，政治就是演戏，演戏就需要戴着面具，有面具就意味着面厚。但在政治舞台上，真诚是如何可能的呢？当代哲学家威廉斯在《真与真诚》第九章的开篇就问了这个关键问题：“真诚与政治最一般的关系是什么？”

 

是啊，有关系还是没关系？相互成全的关系还是相互拆台的关系？在我看来，政治与真诚有关系，而且是相互成全的关系。这不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做官要做政治家，既要会演戏，又要真诚恻怛。

 

一是要扮演好职位角色。这场戏是给社会大众看的，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满足社会对该职位功能的期待。在政治组织结构中，官员是与具体的职位联系在一起的，在特定的场景下，按照特定的职位要求戴上特定的“面具”，并且尽量使自己的行为接近职位角色想要呈现给社会的那个样子。一个好的官员必定是把角色演得有板有眼，所谓板眼，既包括了明面上的政治规矩，也包括了官场的潜规则。由此，我可以是活泼的，但可以表现得沉稳严肃；我是有个性的，但可以变得循规蹈矩；我是热情洋溢的，但可以是一副公事公办、难以亲近的样子。也就是说，戏眼不在于你自己本来的样子，而是这个职位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只要你在位，这场戏是必须演好的。

 

二是要扮演好职务角色。这场戏主要是演给上司看的，表演的好坏要看是否满足上司的功绩期待。当配角就不要抢主角的戏，就像捧哏的不抢逗哏的话一样。按照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理性逻辑，当官员作为政府机关的一员被编入到组织制度中时，往往强调服从于上司。你必须听从上司的指令，将自己的工作目标从属于上司宏观规划，将自己的个人判断从属于上司的组织判断，将自己的情绪从属于上司的面子和权威。只要你是下级，这场戏也是必须演好的。

 

三是要扮演好剧本面具。这是给编剧看的，表演的好坏要看是否满足编剧的期待。官员的表演在根本上受到社会政治制度所预设的“剧本”限定，剧本的编剧不是某个人，而是时代这只无形的巨手。如果说，职位面具和职务面具是官员的浅层表现，表演好了就能混迹官场，那么，剧本面具是一个官员能否成为政治家的底层面具。演好这场戏最难，难就难在你必须洞见剧本情节的底层设定，而这个时代的底层设定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种承诺政治，其伦理前提是，政府及其官员应当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不应当欺骗人民。于是，真诚与政治建立起了相互肯定的内在关系。

 

这意味着官员首先要有“真诚”的道德认知。认识到他们拥有和使用权力的道德正当性，即官员的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委托权，人民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官员，由他们代表人民进行国家和社会管理。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受托者要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所谓“真诚”。其次要有“恻怛”的道德情感。要做到与百姓感同身受，所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非如此，难以做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所谓“恻怛”。三是要言行如一。官员不能上任前给人民画饼，上任后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兑现对人民的承诺。真诚作为实有诸己的品格，总是面临着如何确证自身的问题，而要确证自身，就要表现于现实的行为，无论是对老百姓的嘘寒问暖，还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扶助，都应是一种自然的道德选择，而不是政治上的作秀，这是所谓的“真诚恻怛”。

 

在民主政治的底层逻辑上，真诚是政治家的底线。

 

二、会权术，也要有情怀

 

说起权术，总是让人联想到玩弄权术的奸臣贪官。宋代叶适在《宝漠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说：凡热衷于法术者都有私心。

 

上述说法是否合理？事实上，如何看待权术，取决于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解，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政治的目的是获取和保持权力，斗争是采取各种手段和计谋获取和保持权力的行为，斗争的手段和计谋就是权术，权术是官员在官场上立足的本领。可见，会权术是官场上的生存本领和官员用以达至目的的手段。权术本身是中性的，政客可以用，政治家也可以用。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权术，而在于为什么用权术。

 

政客用权术是为了满足私欲。争权是为了夺利。《纸牌屋》中的安德伍德说得直白：“我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只相信权力，权力如同地产，位置是重中之重，你离中心越近，你的财产就越值钱”。确实，权力就是资源，一种可以兑换各种各样的好处的通用性资源。这个世上，有“钱”办不到的事，但没有“权”办不到的事。更有甚者，政客争权还以满足权力欲为目的。罗素说了：“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为什么领导总喜欢题词？喜欢开会？喜欢签字？喜欢听汇报？工作之余，更多地是享受权力欲满足所带来的快感。

 

政治家也争权，但争权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以权术为工具，实现超越于私利的更高目的。按照韦伯的理解，政治就是国家的行为过程，“权力斗争”和“民族-国家”始终是定义政治的核心因素。由此，投身于权力斗争目的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如此以来，在权术之上，就有了家国情怀，并因此为权力镶上了一圈正当性的金边。

 

当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光有家国情怀是不够的，还要有天下情怀。借用《纸牌屋》中安德伍德提出的问题：“权力真的是永恒的吗？我们会为孩子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 罗尔斯正是以此区别了政治家和政客，他在《万民法》中第14部分“战争行为”中指出：“政客的眼睛只盯着下届选举，而政治家的心中却装的是下一代”。显然，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已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面，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人类整体利益，关注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政治家的天下情怀，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俄乌战争中的俄罗斯政治人物。早在2月7日，梅德韦杰夫，这位俄罗斯前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如果西方强迫让俄罗斯回到1991年边境线，俄罗斯将使用核武器回击，到时候俄罗斯将向伦敦、华盛顿、柏林和基辅发射核弹。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其民族主义立场，但如此明目张胆的核恫吓，表明他只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客而已。

 

在人类存亡的意义上，天下情怀是政治家的底线。

 

三、讲革命，也要讲人道

 

雨果在《九三年》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九三年》描写的是1993年夏法国共和国军征剿旺岱贵族叛乱的故事。保王党人朗德纳克本可逃生，但出于人道主义，返身进入城堡，救出在烈火中的三个小生命；共和国军的司令郭文因此宽恕了朗德纳克，出于人道主义，擅自放走了他，并接受了军法处决；共和国军政委、公安委员会代表西穆尔登下令绞死学生郭文，同时又在内心的价值冲突中，开枪自杀。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各有各的立场和使命，或者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传统，或者为了废王，或者为了保王，或者为了自由，或者为了荣誉，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正确，最后都让位于一个更高的道德律令：人道主义。雨果写道：“人道怎样打倒一个愤怒和仇恨的巨人呢？人道用的是什么武器？是什么军械？是摇篮。”摇篮当然是生命的象征，在这里，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为革命划定了道德底线。 

 

做官当然要讲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遵从和维护。事实上，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凝聚力，这个国家就会失去了愿景和动力，这个政府就失去了基本遵循。官员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分配者，对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管理，对公共关系进行协调和设计，对社会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的领导、管理、协调和服务，因此居于社会主导地位，也必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遵从者。“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见，讲政治正确是官员的本分。

 

讲政治有两种讲法，一种是目的论的，讲革命使命，讲社会理想，讲全体人民的幸福安康；一种是义务论的，讲现实政治，讲制度正义，讲如何避免给每个个人带来最大的不幸。从初始权利的意义上讲，在革命之前，在国家成立之初，保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公民个体向国家提出的应当且必须予以满足的要求。这个初始要求是派生其他权利的权利母体，它如此根本和重要，具有了压倒一切的道德分量。在这个基本权利面前，国家只能予以承认和保护，而不能侵犯。

 

在初始权利的意义上，尊重生命是政治家的底线。

 

 

作者：曹刚，山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