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晨 | 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摘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伦理学研究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伦理学学科体系未能定型，但老一辈伦理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 中国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伦理学学科体系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外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四种学科形态在内的总体框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以文化自信引领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增强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时代意识和问题导向，积极协同其他相关学科推进应用伦理学科的建设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培养。
作为知识门类和学科名称的“伦理学”出现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之中，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近代文化，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利用汉字翻译了大量包括学科术语在内的欧美词汇，这些新名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伦理学即是其中之一。日本学者借汉字“伦理”（《礼记·乐记》中有“乐者，通伦理者也”之言）将“ethics”译为“伦理学”。所谓伦理学学科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指与伦理学研究相关的分支学科以及分支领域共同组成的具有特定知识联系的学科整体。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检视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可以看到，经过几代伦理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外 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四个分支学科形态在内的总体框架。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依托，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建立合理的学科体系，该学科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如果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立亦不可能实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走过了改革开放前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后开始正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历程，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
一、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科学教育界响应“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号召，参照苏联高校和学科的建制模式，对全国高校和学科设置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伦理学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消。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成为当时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主旋律，一些苏联伦理学者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论著被翻译引进，包括夏利亚等著的《共产主义道德》（作家书屋 1953 年版）、柯尔巴洛夫斯基的《论共产主义道德》（三联书店 1953 年版）、包德列夫等著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新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和施什金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等。这一时期，我国伦理学前辈学者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冯定先生的 《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版）和周原冰（笔名“石梁人”）先生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版）。苏联和国内学者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道德素养、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苏联重新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建制，我国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随之恢复设置伦理学学科，新中国的伦理学研究由此展开、伦理学学科建设开始“孕育”。在此阶段，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 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奇（笔名“李之畦”）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探讨伦理学问题，在报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研究主题涉及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对立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等，并尝试思考伦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成为那个年代伦理学研究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学者。1959 年春，她应邀在北京的几所高校讲授“毛泽东同志的伦理思想”，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对伦理学的关注。当时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约请李奇撰写一篇倡导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文章，1961 年 11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奇的《建议开展伦理学的研究工作》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第一次在公开发行的重要报纸上为伦理学学科的建设摇旗呐喊。李奇在这篇文章中对新中国的伦理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三项要求：一是深入和系统地钻研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伦理思想，编写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著作；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整理我国历代思想家的伦理学优秀遗产；三是编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有关伦理学的文集和语录，编选和翻译国外伦理学重要著作，特别是介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情况，作为我国研究马列主义伦理学的借鉴。李奇提出的上述三项要求，初步确定了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大致方向，中国伦理学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外国伦理思想史三个分支学科。
与此同时，罗国杰先生领衔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汇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道德》，并在借鉴苏联伦理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初稿）》。这个教学大纲搭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内容框架，明确指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批判与继承历史上一切合理的伦理思想及道德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道德进步的最高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需要探寻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原则。这份教学大纲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中心内容，并从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对一般伦理学涉及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规范，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等道德范畴以及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释，还包括了对现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批判，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
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已经形成初步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相比，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外国伦理思想史在这一时期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中国伦理思想史只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领域，其专门研究成果甚少。张岱年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是新中国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著作，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和传统伦理的基本概念等作出了创建性研究，是新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事件是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大讨论，它源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吴晗提出的“批判继承论”。在 1957 年到 1966 年的近 10 年间，由于受到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制约，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传统道德文化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之关系问题的论争，并没有从学理上得到真正的阐释和澄明。这一时期对外国伦理思想的自主性研究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仍有少量的翻译文献得以出版，例如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哲学译丛》编辑部组织翻译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伦理学问题译丛（1960—1962）》（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周辅成先生编译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其中，《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公开出版，后两本译著作为“内部读物”面向特定读者。这些公开出版或作为“内部读物”的译著，成为当时及改革开放初期研究外国伦理学的珍贵参考文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因学科建制调整和政治形势需要，伦理学的整体研究受到了较大限制，但是，即便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伦理学前辈依然对伦理学研究倾注了满腔的学术热忱，提出了建设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初步设想，他们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中外伦理思想史等领域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学科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他们是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人和引领者。
二、渐成气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伦理学研究被迫中断。改革开放后，伦理学研究获得了新生，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首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与课程体系密不可分，教材体系与课程体系建设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强力支撑。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是从编写教材、撰写研究专著和开设相关伦理学课程开始启动的。20 世纪 8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外国伦理思想史领域，多部具有系统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的教科书或专著出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主要有罗国杰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唐凯麟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魏英敏、金可溪编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红旗出版社 1986 年版），李奇主编的《道德学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主要有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张锡勤等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合著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类研究专著《中国伦理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外国伦理思想史学科主要有章海山撰写的新中国第一部西方伦理思想通史类研究专著《西方伦理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罗国杰、宋希仁编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石毓彬、杨远编著的《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等。正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一大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伦理学教科书或专著的出版以及伦理学课程的开设，包括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外国伦理思想史等分支学科在内的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才得以建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应用伦理学作为新兴学科被纳入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之中。由此，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基本定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外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组成了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主体结构。
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起始点。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从无到有、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的伦理学才能沿着正确和科学的轨道向前发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伦理学者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就发端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初期，曾出现过一个有别于国外伦理学学科体系的特殊现象，这就是伦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研究内容上的相互交叉和名称上的彼此借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属于理论体系，不是学科名称，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伦理学原理教科书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内容，而对道德的起源与发展、道德本质、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评价、道德教育、道德理想、道德修养等伦理学原理核心内容的研究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伦理学原理教科书通常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名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伦理学原理的代名词。随着我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日益走向规范化，伦理学界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同于伦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一门学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之于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而言，不仅是伦理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对伦理学原理、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等分支学科以及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和价值观引领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摆脱了此前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革命性批判的意识形态束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主张辩证地看待中国伦理思想和道德理论的社会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发掘、阐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既反对道德虚无主义，又反对道德复古主义。同时，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者走出了“以西释中”“削足适履”的学术窘境，确立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学科自我意识，通过“自己讲”“讲自己”，探寻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处理社会伦理问题和个人日常道德生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正确评价二者对人类伦理文明进步的不同贡献。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还体现在研究者“问题意识”的加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如何提升道德文化自觉和道德文化自信，使传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与时代的道德发展状况发生互动，实现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者的追求。外国伦理学引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改革开放后 40 余年，我国伦理学者在外国伦理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外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专著不仅有通史、断代史以及以伦理学家和伦理学流派为论题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当代外国伦理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学术流派和发展趋势等有了比较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与把握。我国一批又一批在国外研习伦理学的学者归国加入外国伦理思想研究的队伍，他们能够对国外最新的伦理学研究成果和前沿发展动态作出及时的回应与对话。在与国外伦理学者的持续学术对话和讨论中，我国的外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已走出了“自说自话”的窘境，实现了与外国学者平等互动的学术交流，从以往“跟着讲”“照着讲”转变为和外国学者“一起讲”“相互讲”。当下中国的外国伦理思想史学科逐渐走向成熟，对世界伦理学学术发展前沿的跟踪研究与国外学术界几乎同步。
作为当代新兴学科的应用伦理学诞生于 20 世纪中叶的西方世界。应用伦理学的出现与当时西方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时代变迁密切相关，此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兴盛和发展，当今的应用伦理学已成为伦理学学科体系大家庭中的一门“显学”。1987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伦理学会与社团法人日本伦理研究所共同主办了 10 次实践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国际研讨会，国内众多对应用伦理学感兴趣的学者参与其中，有力地推动了应用伦理学研究在全国各地的开展。1995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是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开始走向全面和深入的重要标志，此后，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与应用伦理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于 2000 年起开始主办“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迄今已召开了 12 次，研讨的主题涉及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媒体伦理、国际伦理、法律伦理、网络伦理、家庭伦理和性伦理等。这些学术活动的举行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推动了我国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应用伦理学知识的传播普及和对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化研究。202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设置了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与哲学并列为一级学科，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培养成为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新增长点。
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景象，不仅在伦理学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伦理学课程体系以及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完整的伦理学人才培养体系。1980 年成立的中国伦理学会，发挥了团结全国伦理学学者一起推进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学术共同体作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两本会刊的先后创刊，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立，为开展伦理学学术研究和建设伦理学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三、未来发展
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虽然已经成型并逐步完善，但是，从伦理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视角看，还要依据时代的要求，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推进伦理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设和发展满足新时代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学科体系，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即立足中国和借鉴国外的关系、挖掘历史和把握当代的关系以及关怀人类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应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学术姿态推进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以文化自信引领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民族和国家的道德文化传统和伦理文明不仅具有强大和持久的力量，被视为人类有价值和有意义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而且任何一个社会道德文化的改造和伦理知识的创新，都是依托在道德文化传统和伦理文明的基础上完成的。伦理学学科体系既是建制性的，也是历史性生成的产物，它必然依托民族和国家的道德文化传统，因此，坚守文化自信是建设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不能套用西方伦理学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理论观点和评价标准，谨防出现刻舟求剑、照猫画虎和依样画葫芦的问题。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扎根并生长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道德文化和伦理文明传统之中，建设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道德文化传统，中华伦理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道德文化和伦理文明知识体系，是建设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无法抛却或摆脱的传统纽带。同时，中华民族又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精神品格，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学以致用，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和伦理文明的特色。
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一种基于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之上的应对策略；也不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只要依靠自身就能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伦理学学科体系发展的所有问题，不再需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对话。打造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不是简单地追求中国伦理学相对于外国伦理学的特殊性，也不是构建只属于中国的地方性伦理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而是要研究中国伦理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或独特性中蕴含的普遍性意义，既能够阐释中国伦理学传统自身的演进和发展逻辑，又能够与其 他国家或地区进行伦理学学科建设问题上的广泛交流，在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那些基本伦理问题上达成共识。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既立足自身的道德文化传统和现实的道德国情，又需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将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融于全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中，加强与世界各民族道德文化和伦理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理解、尊重和认同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伦理学知识。
第二，增强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时代意识和问题导向。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伦理学是哲学门类中对时代变化最为敏感的分支学科，随着时代步伐的不断迈进，伦理学学科建设需要创新伦理学学术内涵和理论形态来应对时代的变革与发展。现实伦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丰富伦理学学术内涵和理论形态的时代契机。建设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必须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描绘这个时代的伦理精神图谱，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新形态。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取决于伦理学知识体系能否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生活的需要。真正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绝不能让伦理学变成远离现实的玄学，而是要成为群众听得懂、对人民的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有用的伦理学。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主题，既是政治话语，也是伦理话语，这些时代主题具有普遍性，是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共同关心的伦理话题。
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导向，是指以对时代伦理问题的阐释和解决来促进伦理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以时代之问为发展导向，自觉回应和回答源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伦理问题。一切划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体系都是由于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一定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总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以及那个时代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决定的。当今世界时代之问涉及的国家之间利益关系与公平正义、国际关系交往伦理、经济发展与普惠伦理、全球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价值等问题，是全球性的重大伦理主题，而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解决一系列前人未曾遇到过的新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创新提出的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是建设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从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加以研究。
第三，积极协同其他相关学科推进应用伦理学科的建设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培养。《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设置了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将应用伦理作为一级学科，极大地提升了应用伦理在哲学门类中的学科地位，但是，按照哲学伦理学传统的学科分类方法，哲学是一级学科，伦理学是二级学科，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应用伦理学在内的伦理学相关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都被授予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应用伦理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应用伦理研究方向的硕士将被授予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而不是哲学硕士学位。如何理解因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而带来的哲学伦理学学科所属关系或层级分类关系的新变化？这里面涉及应用伦理学与应用伦理以及学科知识与专业学位的区别和联系。应用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关系紧密，它们都是伦理学学科的当代表现形态，但应用伦理学不等于应用伦理。应用伦理学通过对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反思和探究，提出解决现实社会伦理问题和进行社会伦理治理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对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学术研究构成了具有理论或学术色彩的应用伦理学学问。应用伦理则是各种社会生活伦理形态的集合，是专业性的道德实践系统，当下最热门的生命伦理、医学伦理、人工智能伦理、大数据伦理、环境和生态伦理等都涵括在应用伦理这一专业学科名称之中。应用伦理不以构建统一的和普遍适用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为专业使命，而是专注于具体的道德生活场域，直面当代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伦理悖论和道德难题，为各个生活领域道德问题的伦理治理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应用伦理学和应用伦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研究的对象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应用伦理是哲学门类中第一个专业硕士学位的名称，其被设置为一级学科与我国专业硕士学位的层级分类规则有关，这一建制性的学科设置安排，强化了社会和学界对培养应用伦理专业硕士人才的重视程度。应用伦理与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紧密关联，使得应用伦理不可能凌驾于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伦理学以及作为伦理学分支分科的应用伦理学之上而独立发展。
跨学科性是应用伦理专业学科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至今，学科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某一学科门类下出现了新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整合和交叉融合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越发重要。应用伦理学学科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培养兼具新学科与跨学科双重特性。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涌现了诸多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新型伦理问题，这些新型伦理问题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传统伦理学单一学科的实践智慧很难对这些新型伦理问题予以阐释和加以解决。因为“当代中国实践及与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个世界，涌现了太多传统学科的视界内感到‘无能为力’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固守于传统的学科体系是无法构建起符合新时代中国实践需要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作为社会治理实践智慧的应用伦理，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新型伦理问题进行治理时，必然涉及多学科的知识。例如，在科技伦理治理中，伦理学工作者就需要与科技工作者开展协同合作研究，前瞻性地预判、权衡和应对科技伦理风险，在科技伦理治理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科技、医疗、教育、经济、环境、社区等领域的相关行业或组织在应对新出现的具体伦理问题和道德场景时，亟须一大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参与行业或组织的伦理决策与伦理治理。应用伦理专业学科的建设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培养，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应用伦理的学科建设包括教材编写、教学方案制定、教学团队组成等方面的工作，应用伦理专业硕士需要伦理学专业导师和各领域行业导师共同培养，这两项工作只有伦理学学者与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结成跨学科联盟，通过协同合作才能做好。
作者：孙春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
【原文刊登于《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5期】
